故事:在马修的心中

2015 年 6 月 25 日

“为什么不同文化用不同的方式对待抑郁?”这是个典型的马修问题。新奇的假设把你拉入他的智识领域,强迫你选择一个立场。但同时,它听起来好像也是某个玩笑话的开头。

“继续,”我说。

我们正坐在伦敦东边的242路公交车上,背靠着背。过道边上的男人对着手机说一些我听不懂的话,我想他或许是在讲约鲁巴语,但马修并没注意到他,所以或许并不是。

“我是说,”马修接着说道,“我看到那些去找丽莎的人,然后我想:这些人他妈的到底在干嘛?”

丽莎是一位心理治疗师,她在 Headway——一个帮助脑损伤患者的慈善机构里任职,我和马修也在这儿工作,马修是志愿者,我在管理团队。丽莎为那些来到我们机构的患者作心理咨询,他们和马修一样,都患有神经障碍。这些人的损伤大多是由于中风、交通事故或是残酷的虐待,但马修不太一样,他是因为一场手术意外。意外发生在2005年,当时马修因为严重的脑积水——脑脊液在脑内的积聚——被紧急送入医院。

马修的脑室中有一个囊肿,就是它带来了脑积水。当囊肿长得足够大时,它阻塞了脑室,在其中产生水泡,并从颅内向外挤压。当马修被送到医院的时候情况已经十分危急。手术移除了囊肿,在救命的同时也对周围的脑组织造成了损伤,给他带来了过度的肥胖和一些记忆问题。这类手术意外很罕见,但对马修来说,它改变了自己的人生。

马修的不寻常也表现在他对治疗的公开抗拒。

“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人们会觉得它在心理上有用,”他继续说道。“那些人只是按照剧本表演。”

“你是说那些心理治疗师吗?”

“对,一种专业的剧本。”

我点点头,把他引回到他原来的问题上:“为什么你说抑郁是个文化的问题?”

马修皱着眉头,转向窗外的街道。“我记得以前读到过有个部落,假如在那儿有人患了抑郁,整个社区就会聚集到一起来帮他解决这个问题。这里的人不会这样做。”

马修向外边挥着手,“应该怪这些大团体。”

“什么?”

“大团体,”他重复道,“这些公司。”他指着窗外的建筑物,“他们的建立不是为了在心理上为人们提供支持,于是我们不得不把这些问题外包给专业人士”

“因为这儿人们的工作场所取代了他们的社区?”

“我觉得是这样。”

“在尼日利亚那边是什么情况呢?”

“那边的人们不会谈论这个,他们会装作一切都很好的样子。”

以前我会劝说马修去接受心理咨询。在我10年前刚认识马修的时候,他正处于极度的精神低谷之中。那时,根据马修的回忆,他睡得很少,往往在一早刚到治疗中心时就已经筋疲力尽了。他的眼睛浮肿,抱怨骨头疼痛。在精神低迷的时候,他会一言不发的在嘈杂的厨房里做清洁,呆上一整天时间,几乎不和别人交流,像个机器人一样执行志愿工作。他社交孤立,把大多数空余时间花费在骑自行车和看 YouTube 视频上。在某一阶段,情况变得特别糟糕,他描述说,那时自我伤害的图景会不自主的进入他的脑海,他会看到自己满是鲜血的双手,或是从站台跌落到迎面而来的火车跟前。他在被问到对自己命运的“反思”时,总是认为前景黯淡。“我曾经有计划,但现在我已经没有能力来执行计划了。我只能把每天都当做是一次性的来度过。”

在很多年里,我一直坚信谈话疗法或许能有所帮助,但马修总是会反驳我。“太侵入性了,”他会这样说,“我觉得把自己的情绪装在一个盒子里会更好些。”然后他会用手摆出一个立方体的模样,这就是他心灵的容器。他专注的凝视着自己手掌之间的空隙。在意外发生前,马修是个程序员,那时他主要通过工作来表现自己。在以前的朋友眼里,他总是固执的追寻逻辑,从来不谈论情绪。

假如我偶尔和马修提及,或许是某些心理因素——比如焦虑导致了他的失眠,然后失眠症造成了他的肥胖,他就会不高兴起来。“你是说我的肥胖完全是心理原因,”他会这样说,“完全”这个词被拉得很长,来表示他的愤怒。把他的肥胖归咎于心理因素,就像是归因于缥缈的鬼火,对他来说,肥胖和忧郁都只是他脑损伤的后果。

我望着坐在旁边的马修。

“你不热吗?”我问他。这是个炎热的下午——今年以来最热的一天——但马修仍穿着他的黑色夹克,牛仔长裤和步行靴。

“热,”他说,“但已经习惯了。我只是习惯这些冬天的衣服。”

马修脱下夹克,把它塞到袋子里。我看着他把装着衣服的袋子绑到背包上,系了个可怜的绳结,我父亲会把这种结叫做“老太太绳结”。线是涤纶的,很光滑。我想让他重新系一下,但某个想法阻止了我:我不能一辈子跟着他,像他老妈一样。

我们在圣保罗大教堂下了车,然后步行往伦敦博物馆方向走去。我们准备去拜访捷安特自行车店的老板,他邀请我们过去,慷慨的让马修挑选一架自行车,在即将到来的100公里慈善骑行活动里使用。现在为止马修只有架二手自行车,这个破车对他来说有点太大了。马修说这个旧车在下坡时刹车有点问题,这让我很担心,现在是时候换一辆符合他的尺寸,可以安全行驶的自行车了。

在往自行车店的路上,我和马修谈起最近在一篇古老的哲学文章里看到的思想实验:

“是关于一个传送器,它可以扫描你的身体,”我说。“你身体结构的每个细节,包括你大脑的状态,大脑里的电化学模式都被扫描仪记录下来。一旦扫描完成,机器就会把你的身体销毁。然后它会把你的所有信息传送到火星,那边的机器可以制作出一个完美的复制品,和在地球上的你一模一样。”

“经典的科幻小说题材,”马修微笑着说。

“这个思想实验的本意是讨论同一性的问题。在火星上的那个人——”

“是同一个人,”马修打断了我。

“和地球上的是同一个?”

“当然。”

马修的观点并没有出乎我的预料,但使我吃惊的是他对此确定无疑的态度,丝毫没有犹豫。

“假如你是个唯物主义者,”他说,“你就得承认是同一个人。就像是你的电脑,晚上回家前你把它关机了,第二天你重新打开它,里头所有的软件都还保持原样。只要机制没变,那么一切仍会正常运行。”

“假如这个机器出了点小毛病,”我说,“它又继续制造出了一个你的复制品,我们应当给予这个新的副本什么权利呢?”

“他是完全的另一个人,”马修脱口而出,“拥有和任何其他人一样的权利。”

“就像是你突然有了个双胞胎兄弟一样。”

“确实。”他点点头。“更有趣的问题在于,”他接着说道,“假如火星上的传送器在完成你的重建之前,地球那头把你的备份数据删除了,这算是谋杀吗?”

“当然不算,”我说。“假设随后那个人被重建出来了?”

“是的。假如你已经被重建出来了,那删除备份数据就不算谋杀,”马修说,“但假如在重建你之前先删除了数据,那这就是谋杀。”

“传送器公司对你的数据有权利吗?”我问。“就像是你把照片上传到 Facebook?”

“有,但仅限于传输的时候。他们不得不获得这种权利,因为那时你并不存在。”

“但他们也有责任根据你的最大利益来做出行动,”我说,“比如尽可能快的让你重新存在。”

“是的,”马修说,“一旦你被重新创造出来,那些权利就回到了你的手里。”

马修把自己看做唯物主义者——他们主张只有物质存在,心灵不过是表象(epiphenomenon),一个机器中的幽灵。在他眼里,我关于身体和心灵是硬币两面的主张是明确的二元论。在我把心灵看做是身体固有,并且密不可分的地方,马修看到的是软件:它们美好却短暂的活动,只存在于“运行”的刹那,心灵是抽象的,不断被替代、覆盖。

马修的疾病早期症状是重影,这是由于他脑室中的囊肿对视觉神经的不断挤压。那时他以为是自己工作的太辛苦了,于是减少待在屏幕前的时间,让眼睛休息一下。随着重影的恶化,他只能尝试闭着一只眼睛。最终,情况变得十分严重,他几乎看不清屏幕上的代码行了。

马修不记得自己是如被被送到医院的,也不记得他妹妹与医生间的谈话内容。他失去了和周围世界的连接,自我退却到了其它位置。马修的妹妹在签下同意书之前或许仔细读过其中列出的风险:死亡、中风、永久伤残。但在手术室里,谁都没能预料到,医生并非是在拯救马修的生命——准确的说,并非在保留他已建立的自我,而是在创造一个新的人,在马修原有的身体里替换进一个不完全的复制品。

我们到了自行车店,经理带我们下楼,给马修展示为他挑选的自行车,并让店员为马修量体裁衣。当我们准备打包的时候,马修皱起眉头,“我是穿着夹克来的吗?”

他翻找了自己的背包,然后我们又仔细检查了刚才试车时的地板,一无所获,于是我们收拾好东西,赶回刚才的公交车站。还是没有找到。

“没关系,”马修说,“当你有缺陷时,就会让自己不要对这些小事过度忧虑。”

我觉得是我的责任。在公交车上,我看着他脱下夹克,把它绑在背包上,那个令人绝望的绳结。马修说他穿夹克是因为他已经习惯了,但行为或许比原因更重要。行事需要理由,即使马修不知道理由具体是什么。

Headway 机构里有许多这样的人,他们从不脱掉夹克或是放下自己的背包,因为他们明白,放下就意味着遗失。即使在夏季,这里也满是穿着夹克、背着包的人。比如说来自瓜德罗普的琳达,她是在开车的时候陷入昏迷的,鲜血从她的耳朵里流出。她说自中风以来,她变得挑剔,沉迷于整洁。她从不让自己的背包离开视线,也不让别人碰它,它在桌子旁有自己的座位,“上帝不允许你把它放在地上。”还有斯图尔特,他过去喜欢喝酒。有天他被人发现躺在街道上,他回忆说,自己醒来时候发现双腿打着石膏。和许多幸存者一样,事故的那一刻就像是迷失在薄雾中的岛屿,是记忆中永远无法填满的空隙。现在他住在保障公寓里,依然不时怀疑自己做错了什么,或是将要发生某些可怕的事情。他的房间墙上满是贴纸——生活和爱好的提示,还有一些实用的建议:“别忘了你的背包。”

这些我与之交往的人都失去了许多宝贵的东西,那些常人无法舍弃的,离我们很近以至经常被忽视的东西。所以他们只能牢牢的抓住那些还在手里的。


2016 年 11 月 28 日

在夜空下,马修和我从医院往东走。身后淡黄色的灯光为我们照亮前面的路,有点冷,马修穿着黑色夹克。不是原来的——他丢在公交车上的那件,后来我在网上给他重新订购了一件夹克,看起来似乎和原来的一样。我不知道马修是否还记得,原来那件夹克被他弄丢了,他很可能已经忘了。现在还有许多更重要的事情需要考虑。

我们刚从关于马修脑部囊肿的咨询会诊出来,根据他每6个月一次的核磁共振扫描结果,我们得知马修脑部的囊肿正在重新生长。直到最近,医生给出的建议都是忽略它。但在过去的这一年里,由于种种让人困惑的发展进程,这个建议已不再适用了。

我们刚才会见的医生提议用手术移除这个囊肿,这次手术和先前对马修的脑部造成损伤的那个手术非常类似。在会议里,那位医生看起来似乎很自信,他认为这次手术不会对马修造成进一步的伤害。然而,他的意见与我们从另一位医生那里了解到的相互矛盾——那位医生认为继续移除囊肿会带来一系列的风险,或许会加深马修现在的神经障碍和认知损伤。那位医生觉得不该去动那个囊肿,而是应该对马修做脑室外引流——将一对导管插入脑内,把脑脊液从脑室排到腹部。这个手术,他说,即使囊肿继续生长,也能够抑制它带来的损伤。

两位医生都认为应该做些什么,应该进行一些必要的干预。但他们似乎无法统一意见,甚至做不到相互谈论各自的方法。我看到这些神经医师和许多其他的专家一样,倾向基于自己擅长的一面,而非对患者来说最好的一面来给出建议。看来我应该从那些并非精通于某个外科技艺,而是能从马修的福祉出发的人那儿获得一些建议。

我认为那个人应该是位神经学家。神经学家们有关于大脑的详尽理解,但并不执行这类手术,我想,他们或许能为马修给出公正的建议。但在过去这一年里,我们只见过一位神经学家,他关于马修的困境也是模棱两可,“是否要做手术,这是个好问题,”他对我们这样说。“这个问题看起来似乎处于精妙的平衡状态。”

站在街道上,我问马修他怎么想。马修屏住呼吸,“反正无论哪种方式,我都会搞砸,”他说,“但必须得把囊肿弄出来。”

我不太明白马修的意思。在过去几个月里,他一直念叨着这个论断,就好像它是无法避免的引力一样。马修觉得移除囊肿就能治好他的肥胖和记忆障碍,甚至连他的忧郁和自杀倾向也会一并消失。所有专家都已经否决了这些可能性。咨询师明确的表明,肥胖和记忆问题是最初那场手术失败带来的,无法逆转的后果。并且,囊肿对他的想法或情绪并没有影响:他的情绪低谷来源于脂肪和脑脊液,与神经细胞无关。它生长在马修大脑中部小脑室的上方,不会干扰周围的神经组织。医生们无法改变这一切。但马修无视这些意见,坚持抱有完全治愈的想法。

“必须得把囊肿弄出来。”

这是个我无法仔细思考的领域。移除囊肿的想法吓坏了我,我开始感觉到无助。马修和我的距离开始变得遥远,远到我们好像从未相遇。就好像我们在不同的时间,存在于不同的世界。


2017 年 2 月 8 日

现在是晚上,我和马修的姐姐一起坐在病房外里等待马修手术归来。灯光很暗,护士们在轻声交谈。早上天刚亮时我就来了,医生用记号笔在马修的额头上画了一个箭头,他白天的大部分时间是在等待中度过的。我待了一会之后先回家了,下午的时候,马修的姐姐发短信告诉我马修就快进手术室了。我回到医院,祝他好运,然后看着他被推进手术室,消失在我视线里。我再次回家去,吃了点东西,躺进浴缸让自己漂浮在水中。

我们仍在静静的等待,我不知道马修的姐姐现在正想些什么。或许她和马修一样,期待一个完全的康复。而我则是准备接受最坏的结果,一个完全不同的马修——一个全新的,并非他自己或是任何其他人选择的马修。

在胶状囊肿移除手术中,最容易受到损伤的是囊肿所在空腔的周围组织——它的上方是脑穹窿,下方是乳状体。这些组织扮演了记忆形成的关键角色,假如它们受到损伤,就像2005年的那场手术一样,马修最近的记忆就会消失。那时,当马修在术后醒来,会困惑自己为什么会躺在医院里。

假如意外真的发生了,我不知道下一步要做些什么。


2018 年 7 月 30 日

如果你和马修一样是个唯物主义者,那你就会认为物质是世界的中心——人是机器,仅此而已。如果有合适的技术,我们就能提取出某人的所有信息,然后将他完整无误重建出来。在此观点下,心灵不是什么神圣的东西,你揭开物质的外表,然后会发现在它下面什么也没有,没有灵魂,也没有最终的“自我”。

这正是传送器思想实验的提出者,哲学家德里克·帕菲特所信奉的,没有独一无二、必不可少的“自我”,人只是由松散的,相互关联的现象拼凑而成,这些现象并非必须,也非持久不变。“人格的同一性,”帕菲特在《理与人》中写道,“并不重要。”

对帕菲特来说,这个传送器——用一个复制品取代原来的人——并非是科幻构想,它时刻发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假如复制品是完美的,那也就不存在传送过程中的丢失。认为复制品丢失了某些重要的东西,于是不应将其等同于原来的那个人,这种想法是荒谬的。并且,我们从来都不是“同一个人”,即使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无法维持自身的同一性。“日常生活,”帕菲特写道,“和把个人摧毁,然后将其用复制品替代一样糟糕。”

在这个观点下,神经外科手术对人造成的改变,相比我们的日常生活,只是更强烈一些罢了。我们都处于流变之中,摧毁与重建发生在每一片刻。大型手术只是对我们日常传送的干预,它介入其中,调整复制品的同一性外表,帮助我们尽可能的减少变化。

我不理解马修为什么愿意冒着风险接受囊肿移除手术,而不是选择其它更安全的替代疗法。他列出一堆理由,但没一个是站得住脚的。由于担忧马修的安危,我反驳了他的这些理由,最终,他向我坦白了:“我害怕这个囊肿。”马修固然担心手术意外,就像前一次那样,永久的改变他的人生,但他更害怕的是与囊肿一起的生活。

如果马修是个真正的唯物主义者,或许他就不必担心这一切——关于应该选择哪个手术,关于治疗伴随的风险,或者这个囊肿本身。但唯物主义——我们不过是机器的信念——是难以实践的。显然,帕菲特在提出他的理论之后肯定松了口气。“作为一个人”变得无关紧要,他总结道,意味着对自身遭遇的更少关注。帕菲特的理论曾受到一些精神障碍患者的故事启发,这些病人们因为脑部手术而改变了人格。但我不知道他是否与这些病人们有过交流,或者他是否曾面临过与马修类似的抉择。如果有的话,他一定也会感到害怕的。面对脑外科手术,就连最激进的唯物主义者也会犹豫:真的不会失去任何重要的东西吗?

我记得那个夜晚,窗户透出灯光,手术室就像是漂浮在街道之上。我记得活动病床出现在走廊尽头,静静的向我们招手。我记得自己向病房走去,穿过光亮的地板,然后看到躺在白色床单上的马修。他还带着氧气面罩,声音由于身体脱水有些变化。我想,他大概刚从麻醉中醒来不久。在昏暗的灯光下,我注视着马修,他突然显得那么真实,他的身影仿佛充满了无名的能量。他清了清喉咙,向我们转过身来,用手整理连在心电仪上的线,每一个动作都好像隐含着某种意义。不知怎么,我似乎能在自己胸口感受到他的呼吸,我们再次相遇了,从遥远的距离,终于在此刻会聚。

原文:https://aeon.co/essays/matthew-had-a-brain-injury-who-is-he-after-brain-surg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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