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引领我们走向何方?

在非极权主义世界里,使人走向极权统治的是孤独,那种在过去位于社会边缘的体验,通常是老年群体才会经历的,如今却变成了我们的一种日常经验。
—— 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

“请务必定期给我回信,否则我就要死在这里了。”这不是汉娜·阿伦特惯常的信件开头,但在1955年的春天,她发觉自己正处于一片“荒野”。那时她正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执教,她不喜欢那儿的学术氛围和缺乏幽默感的同事们,并且彼时麦卡锡主义的阴云正笼罩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她被告知自己开设的研究生课程将有30位学生,到场的却多达120人。她讨厌这种生活:“我没法忍受一周五天都在公众面前——换句话说,永远离不开公众的视线。我觉得必须四处走走,去找回自己。”在这种生活中,她寻找到的唯一绿洲是一位从码头工人转行的哲学家埃里克·霍弗,但阿伦特对此也感到不太确定:她告诉朋友雅思贝尔斯,霍弗是“这个国家所能提供的最好的东西了”;她告诉她的丈夫海因里希·布吕赫,霍弗“很有魅力,但不聪明。”

阿伦特对孤独感并不陌生。在很早以前,她就敏锐的意识到自己与众不同,像是局外人,一个为社会所抛弃者,于是她更偏爱独处。她的父亲在她七岁时过世;上学时,她几乎用尽各种理由请病假,就为了能够待在家中;她的首任丈夫在国会纵火案发生后将她一人丢在了柏林;她居无定所将近20年。但是,如阿伦特所言,孤独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每个人都会在生命里的某个时刻感到孤独。

对孤独的讨论通常会陷入两个阵营:对回忆的过度缅怀,或是开出某种理性处方,将孤独作为一种待治愈的东西。前者痴迷于孤独,而后者想一并抛弃它们,两种倾向都不免令读者们感到一丝冰冷。因为孤独的感受难以交流,我们谈论孤独,就是将人类最深层的一种体验转变为了一个思考的对象,转变为一个理性的话题。语言无法捕获孤独,因为尽管我们的经验各异,孤独感却是普遍的;每个人都会感受到孤独,但是对孤独的体验却不尽相同。

英语中的“孤独(loneliness)”是一个新词,它曾经出现在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雷特》中,剧作第三幕第一场,波洛涅斯劝说欧菲莉亚:“你拿这本书去读,他看见你这样用功,就不会疑心你为什么一个人在这儿了。”(波洛涅斯让欧菲莉亚读公祷书,这样别人就不会对她独自一人感到奇怪了——孤独在这里的意思是没有同他人待在一起的行为,而不是某种感受。)

在16世纪,“孤独”通常在布道时的演说中被使用,教士们用孤独来吓唬信众,劝告他们远离罪行——人们被要求想象自己被抛弃在凄凉之处,比如地狱或是坟场的可怕情形。进入到17世纪后,这个词语仍很少被使用,在1674年,英国博物学家约翰·雷将“孤独”收录到一份不常用词语列表中,并将其定义为某地或某人“远离邻居”的情形。一个世纪后,这个词语的使用范围变化不大,在《约翰逊字典(1755)》中,塞缪尔·约翰逊将孤独的形容词“lonely”简单的描述为独处的状态(the ‘lonely fox’),或是一个荒凉的地点(‘lonely rocks’)——和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的用法类似。

到19世纪,孤独被引申为一种行动——超过某个阈值,或是去到一个远离城镇的地方——依旧与感受无关。作为形容词的“孤独”通常会被描述为一种有关于不存在的恐惧,这个词语令人们想到绝对的孤立,隔绝于世界和上帝的爱。看起来,这个定义似乎很合理。在圣经的《创世纪》一章,当上帝创造亚当之后,祂对这个生灵表达的第一句否定话语是:“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

在19世纪的现代化浪潮中,孤独逐渐失去了它与宗教的联系,开始与世俗的疏离感相关联。随着1800年工业革命的到来,这个词语的使用量开始增加,一直到1990年代才趋于平稳,随着21世纪的到来,它的使用又开始增长。在赫尔曼·梅尔维尔的《书记员巴特尔比:华尔街的故事》,爱德华·霍普的现实主义画作以及艾略特的诗歌《荒原》中都能找到孤独的影子。带有一点浪漫主义的诗意与感慨,孤独开始扎根于社会和政治的土壤。

然而,20世纪中期的阿伦特却以一种不同的方式看待孤独。对她而言,孤独是既是一种行为,也是一种体验。在50年代麦卡锡主义的高压下,她试图写一本有关马克思的书,她想到了孤独,开始思考孤独与意识形态,与恐惧之间的关系。阿伦特认为,在极权主义社会中,对孤独的体验发生了改变:

在非极权主义世界里,使人走向极权统治的是孤独,那种在过去位于社会边缘的体验,通常是老年群体才会经历的,如今却变成了我们的一种日常经验。

掌权的极权主义者找到了一种方法,将偶然的孤独体验转变为一种永久的存在状态。利用孤立和恐惧,极权主义政权为孤独创造了条件,并通过意识形态的宣传来促成民众的孤独。

在前往伯克利教学之前,阿伦特出版了一篇关于“意识形态和恐怖”的文章,在文章中,她详细讨论了孤立(isolation)、孤独(loneliness)和孤寂(solitude)。这篇文章同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一起,作为她在伯克利开设的课程的基础。课程“极权主义”被分为四个部分:政治机构的衰弱,民众的兴起,帝国主义,以及基于意识形态的政党的出现。在开课演讲中,通过反思现代政治与其理论间的可疑关系,阿伦特为课程构筑了基本框架。她谈到现代一种广泛的,意图抛弃理论的趋势,作为替代,它们更加偏爱意见与意识形态。“许多人,”她说,“认为他们可以一并抛弃所有的理论,当然,他们希望保留住自己的,并以他们的阐述,将其作为普世真理。”

阿伦特在此引用的“意识形态”一词,是一种将思考从行动中分离的渴望——这个词语来自法语“idéologie”,被创造于法国大革命期间,但直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及卡尔·曼海姆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出版后才开始流行起来。

在1958年,《极权主义的起源》修订版新增了“意识形态与恐怖”章节。

《极权主义的起源》被分为三个部分:反犹主义、帝国主义和极权主义。在阿伦特写下这本书时,欧洲正笼罩在希特勒和斯大林的阴云下,文本内容随时代不断变化。在1951年的初稿里,阿伦特认为,即使极权主义的政权消失,它的要素仍会在世界中残存。她写道,“即使极权主义政权已经垮台,它的解决方案也会存留,这是一些强烈的诱惑,每当我们难以缓解政治、社会或是经济矛盾时,这种诱惑就会随之出现。”当阿伦特在1958年为本书加上“意识形态与恐怖”一章时,作品的曲调发生了变化。极权主义有许多要素,但在孤独之中,她发现了有关极权主义政府的本质以及它与恐怖的相通。

为什么是孤独呢?对此,阿伦特的回答是:因为孤独在根本上切断了我们与他人之间的联系。她将孤独定义为一种被一切世界与人类关系隔绝的荒芜感受。孤独一词在阿伦特的母语中写作“Verlassenheit ”——被抛弃的状态,或者说抛弃感。“孤独,”她说,“是一个人最彻底、最绝望的体验”,因为在孤独中,我们失去了作为一个人类对自身行动能力的意识。当我们处于孤独状态,也就失去了体验其他事物的能力;在孤独中,我们无法创造新的开始。

为了展示孤独为何是极权主义的关键,以及为何它与恐怖有着共同土壤,阿伦特区分了孤立、孤独和孤寂。她认为孤立对创造活动来说是必要的,即使只是阅读一本书,也需要一定程度的孤立。一个人必须时不时的有意从外部世界中脱身,为独处留出一些个人空间,但是,即使他独处,也应当保留有回到世界中的能力:

孤立与孤独不一样。我可以是孤立的——处于我无法行动的情景,因为谁也不会与我共同行动——但是不孤独;我也可以是孤独的——处于我作为一个人而感到自己被所有的人类同伴遗弃的情景——但是不孤立。

极权主义利用孤立来剥夺人类的相互陪伴,使世界中的行动不再可能,同时它也摧毁了个人独处的空间。孤立被极权主义用作枷锁,束缚了人类的行为与思考,并促使每个人在其自身的孤立中反对他人,甚至反对自身。世界成为一片荒野,经验与思考不复存在。

极权主义运动利用意识形态来孤立个人。孤立是指“让个人保持孤独,或是将其从他人中分离开。”在“意识形态与恐怖”的第一部分,阿伦特把意识形态分解为各个基本成分,借此说明这一切是如何逐步完成的:

意识形态从日常经验中分离出来,并排除了新的经验的可能性;
意识形态被用作对历史走向的控制与预测;
意识形态无法解释事物是什么,而只说它们会变成什么;
意识形态脱离现实,纯粹依靠思想的逻辑;
意识形态主张在世界的表观背后,隐匿有一种“更加真实的现实”;

我们思考世界的方式能够影响我们与他人、与自身的关系。通过为每一事件和经验注入某种隐秘的含义,意识形态一旦掌权,它们就能够强制改变现实以符合它们的主张。这就意味着个人不再能够信任自身于世界中的经验,相反,个人被教导不要相信自身或是其他人,而总应该遵循意识形态的步伐,只有它才是完全正确的。

为了能让个体轻易的接受意识形态,首先就需要摧毁他们与自身和他人的关系,让他们变得多疑,变得愤世嫉俗,于是他们就不再能够依赖自身的判断。

正如恐怖(即使在极权之前还仅仅是暴政形式)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关系,逻辑思维的自我强制破坏了和现实的一切关系。当人们与同伴们失去接触,也和周围的现实失去接触时,极权恐怖的准备工作就完成了;因为在失去这些接触的同时,人们也失去了经验和思想的能力。极权主义统治的理想主体不是忠诚的纳粹或忠诚的共产党人,而是民众——对于他们来说,事实与虚构(即经验的真实)之间的区别,真与伪(即思想的标准)之间的区别已不复存在。

从意识形态中孕育出的,有组织的孤独带来了暴政思想,进而摧毁了个体区分事实与虚构的能力——也即作出判断的能力。在孤独中,个人无法再与自身交谈,因为他的思考能力早已屈服。意识形态的思考方式使我们从日常经验中脱离,想象力被束缚,多元遭到排斥,我们相互之间不再能够建立有意义的联系。而一旦这种思考方式生根发芽,经验与现实就不再能够左右思想,反之,经验只能顺从思想,顺从其中的意识形态。这也是为什么阿伦特在谈论孤独时,她谈论的不仅仅是一种体验,更是一种思维方式。当思想从现实分离,当日常世界被胁迫式的、基于逻辑断言的暴政所取代,孤独降临了。

我们获得经验,然后思考,而当我们不再能从外部世界获得新的经验,我们也就失去了指引我们思考的标准。当一个人屈从于意识形态思维,他也就失去内心的自由。正是这种对逻辑推断的屈服,“每一个个体在他独自的孤立状态中反对一切他人”,继而为暴政作出了准备。自由的思想被意识形态的单一潮流所取代。

在日记中,阿伦特问道:“有没有一种思维方式是不专制的呢?”在这个疑问后面,她紧接着写道,其中的关键是对思想潮流的抵制。那么,思想潮流又凭借什么来裹挟个体?阿伦特认为,让人们趋向意识形态的是一种内在的,对自我矛盾的恐惧。这也是为什么思考这个行为本身就是极其危险的——因为思考有能力将我们对世界的所有信念和观点连根拔起。思考可以动摇我们的信仰、信念和自我认识。思考可以将我们所珍爱的、依赖的、视为理所应当的日常信念全部抹去。思考使我们不再完整。

但生活是混乱的。人存在于世,充满了混沌与不确定性,所以我们才需要安定与意义。我们需要根基。这时,意识形态出现了,它就如《奥德赛》中海妖,不断诱惑着我们。然而,如同屈从于海妖的歌声,那些屈从于意识形态思维的人不得不从日常经验中脱离,他们无法再在思考中直面自身,因为意识形态使他们安定,思考却可能破坏这种安定。简单来说:遵循意识形态的人可以思考,却无法思考自身。正是这种思考能力的剥夺,让他们失去了自我的陪伴,让他们不再能够从经验中获取意义,让他们感到孤独。

阿伦特关于孤独与极权主义的观点不是那么容易能被接受的,因为这其中牵扯了一种趋向孤独的,与极权主义相关的日常体验:假如你对现实不满,假如你寻求善的,并总是希冀更好的,假如你不愿面对世界本身的样子,那么你就会更容易受到意识形态的诱惑,更容易陷入有组织的孤独中。

当阿伦特写信给丈夫,谈到“不愿一周五天暴露在公众视野内”,认为自己“必须四处走走,去找回自己,”她不是在抱怨他人的关注,而是因为持续在公众视野之内让自我陪伴变得不再可能。她找不到一个可以进行必要的自我反思的私人空间。面对他人,阿伦特无法达到孤寂。

这是一个有关孤独的悖论。孤寂要求独处,而孤独却在和其他人一起时才直观地显示出来。我们需要依靠公共世界来确认自身,却只能在孤寂中思考。这正是阿伦特在失去个人空间时被剥夺的东西,“孤独令人无法忍受的原因是,失去了可以在孤寂中实现的自我…”

在孤寂中,个人和他的自我共处,和自我对话。在孤寂中,个人并未失去与世界的联系,因为世界之经验在他的思考中显现。阿伦特曾引用西塞罗的话:“无所事事的人最活跃,独处的人最不孤独。”这就是被意识形态和专制的思维所剥夺的——与自我相处,思考自我的能力。这就是有组织的孤独的根源。

原文:https://aeon.co/essays/for-hannah-arendt-totalitarianism-is-rooted-in-lonel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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