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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北。

    年前为筹西北赏功银,大顺监国陆文宗命西北数省各自筹银。

    谕令颁下后,陕西巡抚张国柱、甘肃巡抚汪兆龄、宁夏巡抚赵忠义、青海巡抚辛思忠便竭力筹措此赏功银,然西北地方贫瘠,百姓无有积蓄,行营又严禁摊派百姓,不得已四位封疆便将目光统一放在了境内乡绅头上。

    腊月后,陕西巡抚张国柱第一个动手,“布州县官吏,毒掠缙绅”,为了获得更多缙绅藏银,张国柱命人张榜公示,鼓励百姓密告大户富户藏银,所得者十分之一赏告发者。          

    又命组建清乡队,每县一百至两百人,对凡土地过千亩,或产业店铺过三家者定下捐输比例,或五抽一,或四抽一。若有不交者,清乡队即抄没其家。敢于抗拒者,则调大兵捕杀之。

    深知监国心念贫民,张国柱又命清乡队成员多以贫民、无地佃农为主,此举令得贫苦农民除参军之外,又得一条为大顺“体制”之路,不仅极大巩固加强了大顺于地方的统治,也极大打击了陕西境内的土豪乡绅。

    在顺军平定西北的强大声势下,土豪乡绅不敢反抗,其家族势力被大大削弱,难以再同前明时一样左右地方,形成地方一霸。

    甘肃巡抚汪兆龄参加大西军之前虽是举人士绅阶级,然深恶此阶级害民残民,因而在四川时便曾劝张献忠杀尽地主士绅,归降大顺后,此念依旧不改。

    汪于固原召集官员公议,会上公然称“缙绅皆无道之人,不可同情”,随后便令前降清士绅以官职大小定输银多寡,多者六七成,少者二三成。有曾造成顺军(西军)伤亡的降清士绅,更是派兵直接抄杀其家,家产皆没入府库。

    为了更好更快更方便的完成监国所定任务,又为彻底清除士绅土豪于乡野势力,汪兆龄更是私设甘肃催收司,以原西军降卒四千余人为催军,分遣各地。

    催军一至,立时从地方手中拿取名单,以拷掠方式拿来名单中人,迫其出饷。

    汪所定拷掠者以万历四十年后乡绅科目为断,即万历四十年后有功名在身者,全省计270余家。

    催军更有若干刑具,除基本夹桚外,又有铁梨花、吕公绦、红绣鞋等物。

    诸般手段轮番上阵,使被拷掠者叫苦不已,纷纷捐输交饷。

    固原有大户两三家不肯交饷,串连谋反,举乡兵两三千人合计县城。知县周某率人坚守,命往省城求援。

    汪兆龄急请驻甘肃的第十一军艾能奇出兵进剿,斩杀作乱乡兵千余,诛杀为首者上百。

    汪兆龄深恨大户不为国家出力,反而聚众作乱,密令催军将第十一军俘虏的上千人尽行扑杀,惨不可言。

    此事被原西营礼部尚书、现任大顺西北巡阅使的吴继善得知后,因其原就与汪兆龄不合,反对其对地主阶级大杀特杀的政策,因此上书行营揭发汪兆龄乱杀无辜事。

    弹章送至,监国陆文宗阅后,提笔批:“知道了。”

    又命颁口谕于汪兆龄,谓:“历来西北之乱多为地方势大者,此类人等若能严守华夷大防,忠于民族,当行招抚器重,委以官职,使之参与我大顺国事。反之,当严行打击,能杀头者不使其牢狱,能牢狱者不使其在家。”

    “自古治国,首治豪强,监国圣明。”

    得到监国明示后,汪兆龄立时变本加厉于甘肃推行一些官员眼中的激进之举,虽死者甚多,然地方却是秩序清明,民生恢复极快。

    宁夏巡抚赵忠义同青海巡抚辛思者都是带兵之人,不仅有地方治理之权,更有统兵提调之权,奉谕筹银后,赵忠义即命兵丁逼索乡绅,名曰“纳饷”。又命将不肯纳饷的乡绅解入大狱,毁其坊匾,烧其田契,分其屋产,“凡无地者分地之后,皆免三年税。”

    青海巡抚辛思忠则多令部将持符巡省境,勒土官捐饷,迫僧官积蓄,横暴异常,然所得也是四省最多。

    率军收复河套地区的顺军大将高一功虽没有得到筹银任务,但于五原置城期间,张官置吏,四出赴任,旬日间遍于两套。

    又派精骑略行两套,追索蒙古部落大小酋长,少者千金,多者万金。有不能献金银者,追其牛羊过半。敢于抗拒者,刀兵相加。

    五原知府、顺监国族侄陆义良上任后,“陽言蠲赀租,刑逼乡官,渐及富户,谓之追饷”。

    追饷最重者无疑西安城。

    西安为西北中心,聚集大量前明士绅官员,此帮人等九成降清,有汉奸之罪。

    甘陕总督孟乔芳奉监国谕,召此等士绅,先是痛斥这帮人等从前罪过,尔后要他们戴罪立功。

    言:“西北刚经大乱,想要大治,必须钱粮。国家初立,一穷二白,正是尔等赎罪之时。所谓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两者都不出者,分明视我大顺为贼寇。既是敌非友,则断然处置矣。”

    在孟乔芳的威逼下,西安城中富户迫于压力,纷纷解囊。

    一时之间,西北四省处处捐输追赃,大顺所任官吏皆以输银竞比,原定西北赏功银三百余万两不足半月便凑齐,追赃之风尤在继续,部分地区出现为追赃而灭门之事。

    原西营吏部尚书、大顺西北安抚使胡默上书,请停追赃之风,以免重蹈永昌元年旧事。

    吏政府尚书宋企郊、兵政府尚书陆之祺等人也认为此风不可继续滋长,也不当再行蔓延,因为当年永昌皇帝退出北京与追赃之事有莫大干系。

    “永昌元年失败之事,根源乃轻敌满洲,非士绅。前番永昌皇帝于北京追赃也无不妥,概历年以来前明士绅官员所得,非盗上即剥下,无一合法所得。倘若不行追赃,便是默认此类人等财富合法,他等若合法,我大顺便不合法也!”

    已经班师回京至潼关的陆四无意停止西北四省追赃助饷之事,在他看来在满洲大敌已亡,北方已经统一的情况下,追赃助饷实际是巩固大顺根本的头等大事,也是最好的时机。

    但也颁下谕令,命各地注意“尺度”,不要乱杀人。无论是追赃还是助饷,都要“师出有名”,有理有据,不可胡乱捏造,肆意害人性命。

    在潼关,陆四接见了一百多名西北各地往京师赴考的士子,这帮人有举人,有秀才,但亦有许多无功名之人。

    去年左辅顾君恩建议大顺恢复科举,陆四采纳,却命开恩科,要天下人皆来考。

    此天下人非天下读书人,而是天下人。

    “识字者,有见解者,有能者,都可来考。大顺用人,不拘一格。”

    潼关城楼下,陆四见赴京赶考的士子中有一人穿得单薄,于寒风中冻得面红耳赤,不禁解下自己的貂袄上前披在此人身上,随口问对方姓名。

    “学生于成龙。”

    没想大顺监国竟解貂袄于己的于成龙激动的跪伏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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