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轼毕生交往的僧人中，海月禅师惠辨是一位能超脱于凡俗之间的高僧。

    苏轼在杭州通判任上时，由于年轻气盛，面对因新法扰民等诸多难解问题而烦恼之时，总会去寺院里拜访海月禅师，往往都是在淡然对坐中，随便听上海月禅师的几句话，就会使心中的郁结顷刻间烟消云散。

    而当时，杭州当地的佛教极为繁盛，堪称天下第一。所以说，高僧就常常不得不与那些圆滑虚妄的假和尚杂处一寺。当时寺院里的惯例是，除了设有正副主持外，还设置有“都僧正”一名，都僧正说白了，就是处理一些寺院里的财务案件文书以及迎来送往等事的僧人，类似于今天的寺院办公室主任。

    寺院里有些不愿寄身世俗、乐于栖身山林的所谓得道之人，都不屑于参与这类俗事。但是，清远静穆、神采奕奕的海月禅师却能做到内心空渊而又不避俗事，因此脸上从未有喜怒之色的他，在都僧正的岗位上干的有声有色，并赢得了僧众及信徒们的信任与爱戴。

    直到有一天，海月禅师突然卧病在床，特意派人到山下去请苏轼上山话别。

    不巧的是，苏轼当时正值公务繁忙，完全没有闲暇，过了十几天才去，当时海月禅师已经坐化四天了，只见他盘腿端坐仿佛生前一样，以手摩其头顶，好像尚有余温。

    海月禅师生前留下遗言，要等苏学士到来之时方能盖棺！

    为什么苏轼能得到出家之人的真挚友情，也许有以下两个原因：一是苏轼对于佛学佛理理解的精深之故，另一方面也折射出了苏轼内心的慈悲和对新法下百姓苟延残喘状态的怜悯之深，无奈的他只能从佛教之中来寻求超脱与释怀！

    佛门之地的佛缘如此，在外交方面，杭州通判苏轼也有着超出常人的见解。

    北宋时，作为契丹族走狗的高丽人，经常拿着三分不值二分的贡品，前来向大宋进贡，却心怀鬼胎地向朝廷索要一些违禁的物品，比如金箔、正史的图书，等到了当地还会将当地山川地形绘制成地图，并且高丽的使臣到来时，大宋朝廷的赐予、馈赠、宴请、劳顿等费用远远超过了他们进贡的物品所值。而为了迎接他们而修建亭馆、调发人船、扰乱市场的诸般费用还不包括在内！

    对于这些外族明里暗里的挑衅行为，苏轼的做法为：

    如果这些高丽使者送交的文书中没有使用我大宋的历法年号，那么所送的礼品一律退还，直到他们改用大宋的年号为止。另外敦促他们办完事情尽快离境，不许一刻的滞留。同时，退还他们所进贡的非正式礼品如金塔，也不替他们向朝廷禀报，同时降低沿途各地的接待规格。再奏请朝廷发配那些奸商滑僧，并按照祖宗编制的统一敕令，杭州和明州（今宁波市鄞州区鄞江镇）一律不准再发船前往高丽！

    在大宋当时的历史以及政治形势之下，这些举措无疑也展示出了苏轼外交思想的萌芽。

    熙宁六年。

    元日（大年初一）。

    仍在杭州通判任上的苏轼，已经三十八岁。正在衙门里值班的他，翻看了去年七夕寄给张先老先生的诗作，老张已经作了和诗。不知怎的，张先这个人，提到他总让人一下子就会联想起白居易，也许是因为两个人都较为长寿，且都在年迈之际蓄有妓妾的缘故吧。这两个人中，白居易是苏轼的偶像，而张先则是苏轼的诗友兼知己。

    所以说，当苏轼看到了自己去年七夕前后夜宿法喜寺时写下的怀念孙莘老的诗，已被张先郑重地作了和诗后，就挥笔再次唱和了老张的和诗。

    已近不惑之年的苏轼，仍是没能从书生意气中完全脱身，带着稍显揶揄的口气，在和诗“小蛮知在否，试问嗫嚅翁。”中，还和老张开了个玩笑。

    正月初九，苏轼与同僚们在有美堂饮酒后，感到有些不胜酒力，到家后倒头便睡了。一觉睡到五鼓时分，醒来后便再无睡意，索性就坐下来批阅起案上积压的文书。

    突然，看到了老乡、阆州(今四川阆中)人鲜于诜（字子骏）所寄的书信。

    鲜于子骏这个人，苏轼在凤翔府任值时就拜访过他，并对他在利州路漕司任上推行新法过程中既不妨碍百姓，又不损害法令，还不伤害亲情“三不害”的做法十分赞赏。

    苏轼拆开信来，见是鲜于子骏寄来的《杂兴》诗，于是顿觉一阵暖流，一种“他乡遇故知”的喜悦顿时化作了诗兴，遂提笔写下了一首《古意》答之。

    不日，新年的气氛还未散去，章传（字传道）也给苏轼寄来了诗作。章传道这人，只知道是个闽人，其余不详，不过在后来此人与苏轼还有着交集，有不少的诗词唱和。

    我们只说这次，章传道寄来了诗后，苏轼一看，是一首五言、去声廿六宥韵、二十二韵的仄韵长诗。由此来看，此人必定也是有点作诗功底的科班文士，苏轼想也没想，就随手和了一首寄走了。只是不知道其中的“马融既依梁，班固亦事窦。效颦岂不欲，顽质谢镌镂。”句，日后也为他惹下了麻烦。

    这是因为，苏轼原本对《汉书》研读得极为精熟。前面我们就讲过一个段子，苏轼年少时曾反驳过张方平，说你老人家难道真的不知道这世上还有人把《汉书》读过三遍的吗？

    所以在这几句诗里，苏轼援引的梁冀、窦宪都是东汉时期的外戚（妹妹是皇后），都是因为时君的昏庸不明而跻身显位，为人残暴虚妄、恶贯满盈，但是马融、班固这两位旷世大儒各自却都屈身事于这两位贼人。

    苏轼在这里的意思被认为是，我苏轼决不会像马融、班固那样去卑躬屈膝地依附于当朝的“贼人”，在这里，明眼人都知道是代指王安石以及手下的鹰犬们！

    所以说，祸从口出。

    章传道这个人在历史上虽不驰名，却引得苏轼因诗发了几句不合适的牢骚。

    元宵节一到，杭州城到处是花灯的海洋。

    苏轼饶有兴致地到祥符寺九曲路一带观了灯，但见整个杭州城“金鼎转丹光吐夜，宝珠穿蚁闹连宵。波翻焰里元相激，鱼舞汤中不畏焦。”

    当苏轼转到了祥符寺僧人可久的僧房时，屏去了左右随从，独自走了进去。却发现僧房里黑灯瞎火的，与外面的灯火璀璨判若两个世界。

    寺僧可久俗姓钱，字逸老，喜作古律诗，是苏轼的诗友。虽然他就居住于湖山的盛景之所，但为人清约介静，一般不轻易与人交往。士大夫们前往相晤时，偶尔会有人给他带一些稻米，但可久也只是象征性地留下来一点。这些米他用瓶子盛起来放在几案上，也没有什么菜蔬，每天就取二三合（北宋的一合就是一百毫升）食用，其品行为时人所重。

    杭城这些僧人平时清寒耿介非常贫穷，食物仅可续命，而衣物却是经常不够穿，但是，很少有人能见到他们面有忧色的时候。苏轼的到来，作为地方官能与他们成为诗友，想必这些僧人也是十分乐意与苏轼这种平易近人的通判交往的。

    正月二十一，元宵节过后，杭州城的气温已经回升，南国的春意已经很浓了。

    苏轼病了一场，此时也已经痊愈。

    此时，知州陈襄差人来邀请苏轼这位老搭档想一起出城寻春。“间逐牙旗千骑远，暗惊梅萼万枝新。”，两人就一起在春日里畅游，并诗词唱和，绝不愿辜负眼前这些明媚的春光。

    过了六日，按照惯例，苏轼要在节后到属地富阳、新城等地去循行。

    在铜鉴湖畔的云泉山麓有个山洞，这山洞的名字特别好听，人称“风水洞”。先行三天的本州节度推官李佖就在风水洞等候着苏轼。

    “风水洞”距离钱塘县旧治五十里，在杨村慈严院。洞极大，从里向外流水不竭。洞顶上又有一洞，在洞口能感受到清风微出，故得名。风水洞又名恩德洞，冬暖夏凉，常年恒温，早在东晋时期，就被列入“湖埠十景”之一。风水洞因其地貌独特、景色宜人，在唐代就已负盛名，至宋代进入旅游顶盛时期，曾吸引着历代文人墨客到访游览，并在此挥毫泼墨。

    苏轼到了这里，见洞内石壁上早有白居易、范仲淹等前贤的题诗，略一沉思，就留下一首排律于壁上。可惜，这首风景诗的最后两句“世上小儿夸疾走，如君相待今安有。”，被变法集团解读为，苏轼是借此来讥讽当下的某些小人多务急进也！

    可当时的苏轼哪里顾得上这些，面对这样有着渊源历史的山水景观，还不赶紧与李节推一起游览和诗。

    “冯夷窟宅非梁栋，御寇车舆谢辔衔。世事渐艰吾欲去，永随二子脱讥谗。”这就是苏轼和李佖诗的后两句，又被指为讽刺世态可厌，小人争进，苏轼这是想弃官归隐，效仿冯夷之水居，御寇至风御，暗指随他们二人而去便可远离当世的讥谗！

    有人曾统计过，截止今天，对古人在风水洞留下的诗词进行了搜集，发现有据可查的就有二十余首。

    到了今天，这座苏轼曾经留题过的风水洞已改名为“锦绣风水洞”。经过升级改造，风水洞全长一千二百余米，面积达九千余平方米，其高达一百一十六米的“九天飞龙”石壁被世人称之为“天下第一九龙壁”。洞内路径曲折有致，上下落差显著，沿途可见“盘古裂谷”、“云坝瀑帘”、“玛瑙玉壁”、“石衣雪莲”、“九天飞龙”等四十余处景观，尤其是遍布溶洞的十万余朵石花、石珍珠、石绒球为溶洞特有的景观，实乃此洞之一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