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到达润州时，身边就只剩下孙洙了，孙洙此次回朝是要出任起居注知制诰。州守王居卿于平山堂设宴，接待了苏轼这位自己的同僚。

    王居卿，字寿朋，登州蓬莱(今属山东)人。历知齐州，提举夔路、京东刑狱，盐铁判官等。熙宁变法之后，曾担任天章阁侍制，市易司都提举，为新党要人，在领导市易司改革市易法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也以治河闻名。

    王居卿本是进士出身，在作诗上自然也不在话下，落座后不久，在酒精的刺激下，众人都热闹起来，于是名言警句迭出。只听王居卿对苏轼说道，林和靖《山园小梅》诗中的“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句，是否可以用来吟咏杏花与桃李之花？已有几分醉意的苏轼接茬道，可以是可以，这种高洁之喻，就怕杏花与桃李之花不敢承当。

    于是，满座大笑。

    苏轼在润州写给李公择的信中，苏轼透露了自己有幸得到李子仪这个人，实在是上天眷顾。

    李之仪，字端叔，自号姑溪居士、姑溪老农，沧州无棣（庆云县）人，北宋中后期“苏门”文人集团的重要成员，官至原州（今属甘肃）通判。“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这首《卜算子·我住长江头》就出自他的笔下。

    苏轼对李之仪的一生影响极为深刻，他的诗词文章写得好，在一定程度上是受苏轼的熏陶、指点，同时他的仕途多舛，也与苏轼有很大关系。

    苏轼比李之仪年长九岁，但李之仪视苏轼如兄若师。熙宁四年，苏轼因与王安石意见相左，受到排挤，出职杭州、密州、徐州，再贬黄州，颠沛流离十余年。对苏轼流放外地，李之仪甚为不平，他积极联系一些旧日好友和官宦在朝中活动，以图苏轼早返京师。他把自己的思念与想法写进一札札的信函里，远投黄州。苏轼接阅后，心情十分激动，旋即会复《答李端叔书》，直抒胸臆地表达了自己已厌倦了官场游戏，淡泊了利禄声名，真心想享受与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乐趣。

    到了高邮，闻知自己的同年进士邵迎已经故去一年多了，好在他的灵堂还在，苏轼就到他的灵前去祭奠。当看到邵家那破败的帷幕和陶制的油灯上，到处布满灰尘，一片萧索的景象时，苏轼不由地为他叹息与流泪。

    那是熙宁五年腊月间，苏轼第一次抵达湖州。在湖州知州孙莘老的座上，苏轼又见到了他的同年高邮人邵迎（字茂诚）。邵迎特意取出自己的诗集呈给苏轼，里面有几百首诗，苏轼看了之后，将近有一个月都不肯释手，因为里面的文思平和清纯而且妙丽，有着晋唐时期的风格。邵迎本人又十分好学，记忆力超群，谦恭简朴且办事干练，遗憾的是身体格外地瘦削，说话尤显中气不足，苏轼很担心他的身体会在处理繁杂的政务时吃不消。

    事后证实，苏轼的担心不无道理，邵迎还真的就于次年病故了。但在当时，邵迎在知州大人的席上取出来他的诗集，是想让苏轼给写一篇序文的。直到两年后的今天，苏轼才算是履行了自己的承诺，给邵迎的诗集做了叙。

    在孙觉（字莘老）的高邮老家，这次，苏轼专门登门拜访了这位在官场上刚正不阿的老朋友。在孙莘老的座上，苏轼读到了高邮本地人秦观（字少游）的诗文，不禁拍案叫绝。

    关于秦观，这里面还有一个段子是这样说的：

    苏轼起初并不认识秦观，有一次秦观得知苏轼要路过维扬（古城扬州的发祥地），就依照苏轼的口气与笔迹在一山寺的壁上题了诗，苏轼到了之后读了诗，竟然不知道是自己什么时候所写，于是大惑不解。也就是此次在孙莘老的座上，当读到孙莘老出示的秦观数百篇诗文后，突然惊奇地问道，莫非山寺中的题壁，乃是此人所为？——可见秦观与苏轼心有灵犀的程度之深。

    秦观，字少游，一字太虚，别号邗沟居士，江苏高邮人，被尊为婉约派一代词宗，又被称为淮海居士，后为苏门四学士之一。

    苏轼与秦观两人年龄上相差十二岁，整整一轮，但关系却是非常要好的，或许是属相相同的原因，又或许仅仅只是脾性相同，反正两人是十分投机的。秦观非常仰慕苏轼的大名，以学生名义拜入苏轼门下，所以两人属于师徒关系。其实，当时苏轼已经名满天下，秦观算是无名之辈，作为学生，又或许是因为太投缘，从二人之后的来往的书信上来看，这种亲密的关系更像是胜过师徒的挚友关系。

    从元丰元年（1078）年，秦观与苏轼在徐州相识，再到元符元年（1100）秦观去世，一共二十二年，虽然二者直接接触时间不算很长，但是回顾这些年的风风雨雨，无论环境怎么变化，秦观苏轼两人都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在这长达二十二年的时光里，有过对现实和朝廷的不满，有过寄情山水的情怀和对生活的满足，二人就这样共同进步，相互陪伴，一直保持着亦师亦友的关系。

    这是后话。

    在席上，老孙向苏轼介绍了秦观的诗文后，又神色凝重地取出来杜叔元（字君懿）此前所藏的唐代宰相许敬宗的私砚，现在已经是老孙的私藏了。杜叔元我们前面提及过，他是苏轼父亲苏老泉的好友，曾经在苏洵参加科考前送过他一支自己珍藏的诸葛笔。苏轼知道，这方老杜家世代相传的许敬宗砚，是用端溪的紫石制成的，其温润似玉、杀墨似风，苏老泉早就想得到它，曾向杜叔元求过此砚而未得。

    这次又在孙觉家见到它，苏轼说起初自己根本就不相信这是许敬宗的私砚，但是后来听说有人在钱塘江里网到一个铜匣，上面有“铸成许敬宗”的字样，把砚放进去严丝合缝，还有容纳两足的地方，竟然不差分毫。杜叔元以前曾对苏轼说过，自己家里徒穷四壁，只有这一方砚台尚且拿得出手，想以此为润笔之费，请苏轼在他死后给自己写一篇墓志铭。

    苏轼早就不想写这种东西了，所以就当场拒绝了老杜。谁知，老杜死后，他的儿子杜沂又拿着该砚去求苏轼的朋友孙觉，想让孙觉为其父写墓志铭。

    最后，孙觉无奈收下了杜沂的砚，为杜叔元写下了墓志铭。

    这次，孙觉又拿出这方许敬宗砚让苏轼看，并说，许敬宗生前做了那么多坏事，这方砚早已就被他玷污了，自己要不是看杜沂可怜，说什么也不愿收下此砚。可苏轼觉得，许敬宗再怎么样，这方砚却是没有什么罪过的，所以有必要为此砚平反。让孙觉遗憾的是，此砚的铜匣，如今被一唐姓人家收藏，求之而不得。苏轼就劝孙觉道，砚台之美不在匣上，既然匣上已经有了许敬宗的名字，那么再去收藏就没有意义了。

    到了楚州（今淮安），苏轼与孙洙（字巨源）终于要各奔东西了，孙洙此次回朝是要出任起居注知制诰，苏轼只得为孙洙写下了《更漏子》相赠。

    仕途上，苏轼与孙洙均与王安石的政见不合，有着共同的政治遭遇。为了从政治斗争的漩涡中解脱出来，二人皆有乞外任的经历。今年的八月十五日，孙洙从海州离任回到扬州老家，正好在润州（今江苏镇江）多景楼与北上赴密州的苏轼相遇，二人还与同在润州的丹阳人王存（字正仲）同游了甘露寺。

    “海东头，山尽处，自古客槎来去。槎有信，赴秋期，使君行不归。”而今，这对难兄难弟就要分别了，这不由得引起了苏轼离情别绪。

    与孙洙别后，苏轼沿京杭大运河一路北上，又一次经过淮河，“好在长淮水，十年三来往”，这是苏轼生平第二次的过淮。在此后的贬谪生涯中，苏轼还要再次地经过淮水而四处奔波与飘零。

    熙宁七年冬月。

    望日。

    苏轼的船只到达海州（今连云港），海州太守陈汝奭（音势）邀请苏轼相会于景疏楼上。

    陈汝奭，字公武，原籍福建晋江，后徙居丹徒（今镇江市丹徒区），曾任过眉山县令，与苏轼相交已久。此次苏陈二人重逢于海州景疏楼上，那可真是百感交集。

    海州，如今是连云港的一个区，古时候却是一个县，叫朐县，也曾叫朐山县。而景疏楼，是海州的名楼之一，原坐落于州治东北，为石曼卿通判海州时所建。

    苏轼在海州做了《二疏图赞》，“二疏”，是西汉宣帝时的两位名臣疏广与疏受（兄长之子）。石曼卿通判海州时认为二疏的故里即在海州，为了颂扬二疏的高尚气节，“景疏楼”应运而生，此楼也因此成为文人墨客争相膜拜的打卡胜地，明代海州八景中的“疏楼夜月”就发生在这里。或许正是由于石曼卿、苏轼、孙洙等历史名人都与这座景疏楼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景疏楼”被列入了今天的“海州八景”之中。

    在海州，苏轼带领家眷登临朐山（即连云港市西南的锦屏山）观看了日出，还游览了朐山县的临海石室，当时苏轼家有一位擅弹胡琴的婢女，就在石室里弹奏了一曲《濩索凉州》。

    《转关》与《濩索》原是两首从唐代起即流行于中原的琵琶曲，根据曲意，琵琶手们常把《转关》与《六幺》、《濩索》与《梁州》同奏，“梁州”古时候又名“涼州”。神奇的是，那位婢女弹奏之后，石室里竟然有了冷飕飕的冰车铁马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