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十年腊月初六，神宗举行了一场郊祀活动，并大赦天下，改明年为元丰元年。

    “元丰”意味着国库富足，万象更新，代表着宋神宗想要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决心（勇气可嘉）。熙宁变法失败后，王安石被罢官，宋神宗并未失去信心，而是重新征用王安石，改元元丰，并总结教训，亲自参与改革。

    改元这件事，刚开始近臣拟了“美成”“丰亨”两个年号进呈宋神宗，宋神宗指着“美成”二字说：“羊大带戈，不可”。又指着“丰亨”中“亨”说：“为子不成，可去亨而加元”。于是，就确定改元为“元丰”。

    元丰改制的背景之一，就是北宋中期朝廷的冗官现象日益严重。改制后，朝廷的行政效率并没有提高，甚至造成了行政效率的降低。但是裁撤了部分冗员以及冗散机构，减少了财政开支，明确了各职位机构的职责。

    宋神宗为了实现自己乾纲独断的目的，推行了元丰改制，目的就是削弱宰相的权力，使得皇帝可以直接管理朝政。元丰改制后，中央集权越来越得到强化，在清朝时达到顶峰，以至于权力完全集中在皇帝一人手中，官员只能跪拜执行，这才是元丰改制最深层次的影响。

    虽然宋神宗推行元丰改制在后世有很大争议，但是它毕竟是中国古代职官制度的重大改革。宋神宗的初衷是出于个人私心，为了满足他乾纲独断的欲望，因为在北宋中期加强了中央集权，这一做法能在后世不断强化，这也可以体现元丰改制的历史进步性。

    改元后，苏轼按程序上了道自己的贺表。

    上完了贺表，苏轼提笔给表哥文与可写了信，诉说了今年秋天徐州的水灾，还说了自己每天懒散得疏于笔墨，一旦再见到表哥，连拿得出手的作品都没有了。

    表哥文与可如今罢洋州任，由于路途耽搁太久之故，如今尚在进京面圣的路上。

    接下来苏轼又给范景山回信，讲述了自己如今正在戒斋安居，学习养生之术，已有所得。徐州水灾中自己差一点在水灾中被喂了鱼虾，目前洪水虽然暂时消退了，以后的水患仍无法预料。加上新法严苛，公私匮乏，所以做任何事都十分困难，自己就只等着被贬了。

    在徐州任上，苏轼还结识了陈师仲、陈师道兄弟，和陈师道探讨过关郎（字子明）的《易传》、《李卫公对问》等著作皆为伪作，原本的作者则是景祐之初的杭州知州、建阳人阮逸（字天隐）。

    苏轼还在徐州会晤过胡允文（字执中），胡允文，前文中我们多次提及过，他是跟随过父亲苏老泉的蜀中士子，又是苏轼在凤翔府任职时下面的一个县令朋友。

    苏轼的一位下属、滕县知县范纯粹也来找过苏轼，想让苏轼为其父的遗稿作序。

    这位县令的父亲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范仲淹。对于范仲淹，苏轼自小就十分仰慕，只是当苏轼来京赶考时，范公就亡故了。

    对于范公的后人，苏轼则多有所交往。在许州，苏轼结识了范公的次子、后官居宰相的范纯仁，在京师认识了范公的三子范纯礼。现在在徐州，范公的四子范纯粹又成了自己的下属兼同事。

    对于范氏后人的请求，苏轼感到为范文正公的书稿作序乃是自己求之不得的事情。

    在公务之外，苏轼也有不少的人情往来：

    王适（子立）、王遹（子敏）两兄弟来向苏轼学习，其中王适为徐州的州学生，能文且有贤德，颇为苏轼所器重。

    徐州府的领导班子成员任钤辖去世，苏轼除了主持其后事外，还写了一篇祭文。

    德清县主簙郭用孚，字仲元，建安人，事母至孝，也来徐州求学于苏轼。

    近日，有人从江浙一带归来，对那边的情况比较了解，说要不是苏颂苏大人的治理有方，这几年的饥馑，不知有多少浙人被饿死。这件事令苏轼听到后无比的敬仰，于是致简家族世交的苏颂问候一下。

    这一年，那位著有《春渚纪闻》的何薳出生。

    何薳，字子远，一作子楚，浦城（今属福建）人，自号韩青老农，其父去非，曾由于苏轼的荐举而得官。

    为什么要提这个人呢？

    此人所著《春渚纪闻》虽只是记述仙道异事、民间奇闻，宣扬人生寿夭、官位爵禄乃前知前定的谶语、经文、梦境、道术，多属荒诞无稽之谈。但从中可以了解宋时士大夫的迷信观念及民间习俗。特别是卷六的《东坡事实》，所引诗、文，往往是苏轼诗文集中所没有的，多为后来的辑佚者所采纳。

    正是有了他的存在，苏轼的那些不为人知的事迹和诗词才得以流传下来。

    宋时，关于玉石真假的话题就已存在。

    在徐州府衙里，有一位名叫贾祐的将军自称最懂玉石。有一次，他告诉苏轼，当今世上的真玉石少之又少。别看有的玉石用钢铁都刻不动，必须用金刚砂打磨才能成型，世人就以为这就是真玉了。其实不然，这还仅是一些上好的珉石，那些必须用定州磁的棱角也划不动的，才是真玉。

    苏轼也被这一说法弄得模棱两可，只得去问问专业的老玉工，老玉工对此也表示闻所未闻。

    苏轼的小舅子、王缄王秀才自蜀中来徐州，现在又将返回，“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苏轼忍不住作了一首《临江仙》相送：

    忘却成都来十载，因君未免思量。凭将清泪洒江阳。故山知好在，孤客自悲凉。

    坐上别愁君未见，归来欲断无肠。殷勤且更尽离觞。此身如传舍，何处是吾乡！

    从王弗归葬眉山至妻弟王缄到钱塘看望苏轼，其间相隔正好“十载”，这“十载”苏轼没有一年不在想念王弗。

    王缄的到来，一下子勾起了往日的回忆，日渐平复的感情创伤重又陷入了极度的痛楚之中。“凭将清泪洒江阳”，这句的意思是：今日送别，请你将我伤心之泪带回家乡，洒向江头一吊。

    王缄此来，与苏轼盘桓数日，苏轼得知“故山好在”，自感宽慰，但又觉得自己宦迹飘零，赋归无日，成为天涯孤客，于是，不禁悲从中来。

    苏轼当时因为与变法派政见不合而被迫外任，内心本来就有一种压抑、孤独之感，眼下与乡愁、旅思及丧妻之痛搅混在一起，“此身如传舍，何处是吾乡！”，其心情之坏，更是莫可名状了。

    送走了王秀才，王安国（字平甫）同志又去世了。

    王安国工诗善文，词尤博采众长，工丽曲折，近似婉约派。诗工于用事，对偶亲切。其天才逸发，器识磊落，文思敏捷，曾巩谓其“于书无所不通，其明于是非得失之理为尤详，其文闳富典重，其诗博而深”。

    王安国不仅是一个政治人物，也是一代文豪，诗、词、文三类作品皆丰。他去世后，家人汇集其诗文编为文集竟达一百卷，曾巩为其作了序。

    安国不但文才出众，而且长期尽心尽力侍奉母亲，广结善友，是个出名的贤士。

    因是王安石胞弟，熙宁四年任满回京，神宗召见，询问外界对王安石变法的反映。王安国对王安石变法亦不甚理解，颇有微词，直说道：“恨之人不明，聚敛太急耳”！(外面说他用人不当，敛财太急了)。这与神宗的想法相悖，神宗不悦，未予重用，只授予崇文院校书，后改为著作佐郎秘阁校理，世称王校理。

    王安国在初与苏轼交往时，还是对自己的才学极为自负的。

    比如，他《甘露寺》诗中有两句比较得意：“平地风烟飞白鸟，半山云水卷苍藤”。苏轼是何等水平，当看到王安国的大作之后，对其言道，阁下的两句诗，精气神全在“卷”字上，但美中不足的是，“飞”字与其不相称也！

    平甫表示愿闻其详，于是苏轼用一“翻”字易之，遂成了“平地风烟翻白鸟”。平甫才终被苏轼的才学所折服，后来二人终成志同道合的文学知己。

    王家兄弟中，数王安国与苏轼最为投缘，也交往最深。因此，他的早逝（活了四十七岁），令苏轼极为痛心。

    熙宁末，苏轼的《眉山集》问世。

    据传，有位叫章元弼的人，自己相貌极为丑陋，但娶了位美貌妻子。小章十分嗜学，尤其是得到了《眉山集》之后，更是废寝忘食。其妻不解，后始知夫君是因读一本叫《眉山集》的书，而忘了回屋睡觉，可见此书在市井中的受欢迎程度。

    在徐州，苏轼还评价过一位狂人。

    此人叫慎东美，字伯筠，钱塘（今杭州）人，甚为狂狷。秋夜的他，曾待潮于钱塘江沙地之上，面前放酒樽与酒杯各一，对月独饮，意象傲逸，吟啸自若。

    正好顾子敦从旁路过，也怀揣一只杯子，二人于是开始对酌。伯筠不问，子敦也不说话。酒尽后，各自散去。其做派与李之仪所记元积中招待他“命酒三斗挹大觥以沃之”，中间不交一言的作派完全一样。

    像这样使酒任性而且喜欢狂草涂壁的人物，只在乎尽兴发泄而对结果毫无顾忌。他的字却被苏轼批评为“篾束枯骨”，他则回应这个意思王逢原早就以“铁索急缠蛟龙僵”形容过，不过一是俚白一是诗化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