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丰元年九月前后，王巩离开徐州时，苏轼托他到京师见到王诜驸马时，请驸马爷觅祠部一两道与相知的僧人。

    到了次月，王巩就给苏轼写信说，驸马爷已经答应了此事。

    亳人王定民，字佐才，此人善书，此时给苏轼寄来了自己的诗作。苏轼回信时，想请他为黄楼题字，“欲寄鼠须并茧纸，请君章草赋黄楼。”

    这位王定民，本是状元王俊民的弟弟，有说是山东东莱人，有说是亳人，而孔凡礼老先生比较支持后一说法，所以我们就这里就认定为后者。

    至于这位王状元，苏轼还编过他一个段子：说他考中时，醉酒后坠入汴河，被水神救出，水神说，你还有三百千的口粮钱没有花销，还不能死。结果此事被一个久考未中的秀才听说，他也佯装醉酒而掉入汴河，水神也将他救出。他连忙问自己还有多少口粮没有花销，水神说，你还剩多少口粮我不知道，但如果你今天死在这里，你的那三百缸咸菜就无处打发了！

    十一月初八，苏轼又带着宾客僚属去云龙山看望山人张天骥，张山人在云龙山的缺口处筑有一亭，还豢养两只仙鹤，每天早上将鹤放出去任其翱翔，傍晚则迎鹤于亭下。

    苏轼因羡慕张山人的淡泊与旷达，专门为之作了一篇《放鹤亭记》。

    在这篇记文里，苏轼表达了隐士们因放飞自我而得到的真正的自由。他说，迷失心性的东西，没有比酒更为厉害的了，但是，刘伶、阮籍之流却恰恰因为嗜酒保全了真性情而留名于后世。卫懿公因好养鹤而亡国，但是“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周易》与《诗经》中都拿鹤来比喻贤人君子和道德高尚的隐士。

    所以，苏轼对张山人说，国君与隐士的快乐本来就不可同日而语。隐士们连迷乱心性的酒都能免疫了，更别说能亡国的鹤了！

    这些惊世骇俗之谈，让张山人一时受宠若惊，惊掉下巴般问到，真的是这样吗？

    后来，有人不解地问苏轼道，云龙山人张天骥无非一无知村夫，苏公却为他作了《放鹤亭记》，把他比作古隐士，还在赠诗中称其“脱身声利中，道德自濯澡”，是不是有点过了？

    苏轼笑道，“装铺席耳。”

    “铺席”为宋人俗语，意即“门面”。这段对话说明，即便在当时，依旧有人不曾吃透文章，以为作者在无端抬高、歌颂张天骥这一“无知村夫”。而作者的诙谐答辞则又透露出了其言在此而意在彼的消息：无非是借说山人来寄托自己的感慨罢了。

    原来，此时的苏轼浪迹在外已第八个年头，不能还朝，心头难免产生郁塞之感。仕途不如意，归隐亦不能得，因羡慕山人之闲放，感慨自身之受束，便措辞巧妙地表白自己对隐逸生活的向往，对党同伐异的官场的厌恶与不满。

    宋城县县令、秘书丞王兢（字彦履）在宋城县北的“蒙县故城”（今商丘梁园区蒙墙寺村）建有庄周祠。十一月十九，苏轼应王兢之邀写了《庄子祠堂记》一文。

    庄子，本名庄周，出生于宋国蒙邑，是宋国公室的后代，战国时期哲学家，是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关于“蒙邑”的现代地理位置有多种说法，如河南商丘、安徽蒙城、山东东明等。庄周因崇尚自由而不应楚威王之聘，生平只做过宋国地方的漆园吏，史称“漆园傲吏”。庄子最早提出了“内圣外王”的思想，对儒家影响深远。

    在《庄子祠堂记》中，苏轼主要表达了庄子的作品及内心深处不仅不是诋毁孔子的，反而是将对孔子的尊敬达到了极点。他的一些作品如《让王》、《说剑》、《渔父》、《盗跖》应该与《列御寇》合为一篇，否则难免会让人断章取义。因为古书划分章节和篇名的加注，都是由后人来完成的，后人流传中的曲解与偏颇，并不能完全代表庄子的本意。

    腊月十二，苏轼托道潜（参寥子）转致秦观了一封书信。

    道潜送完书信后，便返回了徐州，并在此逗留数日。这期间，苏轼曾陪同道潜游览了徐州当地的戏马台，黄楼，还放舟于百步洪之下，夜游百步洪东崖并题名。

    戏马台位于今天的徐州市中心区户部山最高处，原是徐州最最负盛名古迹之一。公元前206年，盖世英雄项羽灭秦后自立为西楚霸王，定都彭城（即今徐州），于城南的南山上，因山为台，以观戏马、演武和阅兵等，故名戏马台。

    百步洪，即徐州三洪之一的徐州洪，是泗水的一处急流，位于现在徐州市区故黄河和平桥至显红岛一带，长约百步，因巨石盘踞长百余步而得名。

    泗水是古代著名河流，在徐州城东北与西来的汴水相会后继续东南流出徐州。其间因受两侧山地所限，河道狭窄，形成了秦梁洪、徐州洪、吕梁洪三处急流。“洪”是方言，石阻河流曰洪。“三洪之险闻于天下”，而尤以徐州、吕梁二洪为甚。

    也就是这一时期，道潜写下了他那著名的诗句：禅心已作沾泥絮，不逐春风上下狂。

    道潜《参寥子集》中一首诗序，提及到自己在徐州时的往事：

    当时，道潜与苏轼在虚白斋闲坐，正好有客人送给苏轼一条活鱼。苏轼转赠给道潜，让其放生，并令道潜以此事为题作诗。

    道潜作诗后，苏轼又和诗一首。偏偏这首和诗，最后也出了问题。

    《乌台诗案》：其中“疲民尚作鱼尾赤，数罟未除吾颡泚。”中的“鱼尾赤”，俗话说，鱼劳则尾赤，被指苏轼是讽刺当时的徐州大水过后，民夫们劳役迭起，苦不堪言。而“数罟”指最细密的渔网，被指苏轼是嘲讽朝廷的青苗、助役之法，就像密网之取鱼，对民众的攫取简直到了竭泽而渔的地步。

    徐州大水之后，又是百日不雨，以至于冬日里雪不敛尘，麦不盖土。

    鉴于前任太守傅尧俞曾在雾猪泉祷雨成功的案例，苏轼便带着徐州教授舒焕（字尧文）来到徐州辖下的萧县，前往萧县东南五十里雾猪山上的雾猪泉为民祷雪。

    在这里，苏轼不仅专门作了《祈雪雾猪泉祝文》，还与舒教授唱和了一番。

    至于此次祈雪的效果，史上没有记载，但关于苏轼与徐州的煤炭开发，却有着明确的记载。

    徐州是华东地区重要的能源基地，其煤炭开采和利用历史极为悠久。据史料记载，徐州在宋朝的时候就开始使用煤炭。

    有趣的是，为我们留下这一珍贵历史文献的，不是史学家，也不是科学家，而是苏轼。更为有趣的是，有关宋朝时期徐州煤炭开采的史料，不是见于史书或方志，而是苏东坡乘兴而作的诗文《石炭》。

    “彭城旧无石炭。元丰元年十二月，始遣人访获于州之西南白土镇之北。以冶铁作兵，犀利胜常云。”这是苏轼在其所作的《石炭》诗前的引言。

    石炭，即煤，苏轼把这些石炭称之为“山中的遗宝”，在宋时不少地方已逐渐为冶铸业与民用生活燃料。

    徐州自上年大水之后，燃料缺乏。

    水灾之后，又逢旱灾；旱灾稍缓，寒灾接踵而至。是年冬季，徐州连降大雪，天气异常寒冷，薪柴奇缺且价格高昂，一床被子连半捆湿柴都换不到。为御严寒，百姓迎风冒雪，四处奔走，争相砍伐林木，以致“千里禾麻一半空”，居民烧火做饭以及取暖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大麻烦。

    苏轼不忍百姓遭此饥寒，便积极组织人力，四处寻找煤炭。

    经过一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在元丰元年腊月间于徐州西南的白土镇，发现了储量可观、品质优良的煤矿。

    找到煤炭后，徐州百姓们欣喜不已，苏东坡更是激动万分，挥笔写下了一首传诵千古的《石炭》诗。

    徐州开煤矿，是苏轼仕途生涯中浓墨重彩的一笔，而记叙此事的《石炭》诗，不仅是我国古代煤炭史上的第一曲赞歌，更是我们今天研究徐州煤矿发展史的第一篇史料。

    道潜过淮上时，又托专人给苏轼捎来了书信。

    在信中，道潜表达了对苏轼的念念不忘之情，令苏轼异常感动。

    苏轼回信说，每次在来到逍遥堂时，想起与道潜禅师一起游览并夜宿的经历，没有不怅然的。对参寥子寄来的三首诗作，苏轼觉得无不清新美好，读之都不忍释手，姑且先唱和一首附信寄回。参寥子求作的真赞，苏轼因公务繁忙还尚未动笔。

    在回信中，苏轼对参寥子说，明年开春自己会向朝廷谋求一个江浙一带的州郡任职，到时候会第一时间通知他。道潜所要的墨条，苏轼已给准备了两条上品的，改日奉上。

    苏轼所说的谋求江浙一郡，并非只是停留在口头上的，他还确实向当时的枢密院一位朋友写信求助。当时的枢密使为吴充，枢密副使为王韶，而冯京、孙固、吕公著、薛向、曾孝宽等苏轼的一众朋友都在枢密院任要职，至于苏轼的求助信时写给哪位朋友的，今天已不得而知。

    不过苏轼给亲家翁、范镇三子范百嘉（字子丰）写过信，却是有着确切记载的。

    范百嘉之女已经许配给了苏过，虽然此时的苏过年方七岁，但在那“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年代，苏轼就可以亲家翁的口吻互称了。

    在给范百嘉的信中，苏轼说他听到浙江四明来年四月有个空缺，尚未定下人选，想让亲家翁在朝中打探一下，找找门路。苏轼也知道这事确实有点使范百嘉作难，但为了能够到江浙一带任职，就在所不惜了。

    后来，在得知不能到四明去的消息后，苏轼只得退而求其次，开始谋求到淮浙一带了。

    正在此时，苏轼得知大表哥文与可已经被除知吴兴（湖州）。在为表哥庆贺的同时，苏轼还告诉表哥，自己目前在谋求到安徽宣城任职，如果愿望实现，那么与表哥任职的州界将是接壤的，那将是一件奇事。

    他还告诉大表哥，这次沿南河赴任时，行船会很难。因此建议表哥走五丈河，经曹、郓、济三城到徐州来与自己相会，然后再从泗水进入淮河。

    苏轼说他写此信时，毛笔已经上冻，因此自己的字迹极其表述都不够严谨。但我们知道，苏轼对大表哥表达出的渴望团聚之愿望却是格外真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