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过大学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受：一个人在外求学会觉得特别孤独，单身独处时会特别想家，思念家里的亲人。因此，逢到放寒暑假的时候，总是归心似箭，巴不得一下子回到家里，与亲人们团聚。

    现在正值暑假，加枝却赖在她读书的bj农业大学，不愿意回家。这本身就有点儿不正常。尤其是在她得知王加根已经从湖北到了河北的家里之后，仍然不不急着回去与弟弟见面，更表现得有点儿不近人情。

    不过，加枝自有她自己的苦衷。

    在已经走过的十九年人生旅程中，尽管她大部分时间跟着妈妈，不像加根那样缺少母爱，但她并不像歌儿里唱的那样“有妈的孩子像块宝”。从三岁开始，她就生活在白沙铺的单亲家庭里。四岁感染流行性脑膜炎，差点儿丢了性命。十二岁那年，她又被白素珍带入一个重新组合的家庭，成为一个受人歧视、被人看不起的“拖油瓶”。

    这些非同寻常的生活经历，注定她不可能像正常家庭成长的孩子那样，拥有无忧无虑、快乐幸福的童年。更何况，她的监护人白素珍又是一个刚愎自用、固执己见、非常强势的女人。大小事情，加枝都得听妈妈的，任凭妈妈摆布，不能违抗白素珍的命令和意愿。就连她的姓氏，也不能由自己做主。在王李村，她叫王加枝；到白沙铺之后，按妈妈的要求改成了白加枝；跟随改嫁的妈妈到河北迁西县洒河桥，白素珍又把她的姓氏改成马，让她成了马加枝。

    每谈起她四岁那年害的那场大病，白素珍总是泣不成声，泪流满面。认为是菩萨保佑，才让她们母女俩躲过了一劫。

    那是素珍、三货和加枝回白沙铺不久，大货还没有来到这个家庭。当时，素珍和三货除了在白沙铺的生产队里出工劳动以外，还得经常参加政治学习。政治学习有时安排在晚上，有时安排在白天，而且要求非常严格。只要是生产队的社员，除非老弱病残行动不便，就必须无条件参加。否则，不仅不计工分，还要挨批评。参加政治学习必须遵守纪律，不能像出工劳动时那样，把小孩子带在身边。

    这种强制性规定，给素珍和三货出了一道大难题：他们都去参加政治学习了，家里没有大人，加枝怎么办？万般无奈，他们只能把加枝一个人锁在家里面。素珍和三货参加完政治学习回到家里，总会发现加枝躺在地上睡着了。小姑娘梦中还是伤心委屈的样子，脸上糊满了眼泪、鼻涕、饭粒和灰尘。

    夏日的一天，加枝突然发起了高烧，浑身烧得烫人。她烦躁不安地哭着，不停地扭动着身子，叫头痛。

    白素珍以为女儿患了重感冒，叫三货到街上买生姜。用生姜煮汤，再加入红糖，喂给加枝喝。可加枝喝了几口之后，又全部吐了出来。接着，就昏沉沉地睡着不醒。

    素珍吓坏了，让三货背起加枝，一路小跑前往白沙铺卫生院。医生给加枝打了针，开了药，就让素珍带着加枝回家，说是到了晚上就会好些的。

    回家后，素珍严格遵照医嘱给女儿喂药，又煮了绿豆稀饭，喂给她吃。可加枝吃过药和绿豆稀饭之后，不仅没有退烧，还开始呕吐，把吃下去的东西全部吐了出来。她仍然昏迷不醒，口里时不时胡言乱语。天将黑的时候，可怜的加枝浑身抽搐起来，口吐白沫，颈部和背部僵硬，头向后仰，整个身体向背后弯曲得像一张弓。呼吸有时急促，有时细微，几乎感觉不到脉博。素珍以为女儿死了，痛不欲生地号啕大哭起来。

    哭声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大家劝素珍赶紧送孩子去医院。

    “白沙铺卫生院肯定不行，这个钟点儿医生都下班了。就算有医生值班，水平也不怎么样。像这种大病根本就看不了，最好还是去孝天城或者花园镇的大医院。”有人这样建议。

    白素珍觉得有道理。

    她赶紧把摇篮上的竹筐取下来，铺了床小被子里面，让加枝躺在竹筐里。再用一根粗绳子系住竹筐，找出家里的扁担，和三货抬起竹筐就往陆家山火车站跑。

    晚风轻轻地吹着，夜色中的江汉平原是如此的安宁和静谧，可奔走于江汉平原田间小路上的素珍姐弟俩，又是那样的心急如焚。

    路凹凸不平，还有数不尽的沟沟坎坎，姐弟俩相互提醒，互相鼓励，以最快的速度向十二里外的陆家山火车站奋力前行。

    虽然没怎么讲话，素珍的脑子却一刻也没闲着，因为自己没有照顾好女儿而感到万分内疚。好好的，加枝怎么就病了呢？女儿得的究竟是什么病？她会不会是被吓着了？

    前段日子，夜深人静的时候，素珍常会听到门外和窗前有可疑的脚步声，甚至发现有人爬上她家的房顶，扒开屋瓦，用手电筒往她和加枝睡觉的房间里面照，吓得她躲在墙角，浑身瑟瑟发抖。素珍大着胆子叫骂起来，外面就传来男人淫荡的笑声和口哨声。

    为人怎么这么难啊！

    要是加枝有个三长两短，素珍也不想活下去了。可是，如果没有了她和加枝，三货怎么办？素珍想起这些，泪水汹涌地冲出眼眶，在脸颊上静静地流淌。

    晚风习习。身边的澴河流水淙淙。附近的乡村鸡鸣犬吠。

    到达陆家山火车站时，姐弟俩的衣服全部被汗水浸湿了，落汤鸡一般。他们把加枝放在候车室门口，前往问询处打听。

    工作人员回答说，南下去孝天城的火车刚刚开走了。

    “北上去花园镇的火车呢？”白素珍焦急地问。

    “今天没有了。所有在这儿停的慢车，都得等到明天。”

    听到这里，素珍和三货几乎同时哭了起来。

    值班民警和火车站工作人员围了过来。问明情况，看过竹筐里奄奄一息的加枝，大家都摇头叹息，表示无能为力。如果等到明天，加枝肯定没希望了。说不定，晚上就有可能咽气。一条鲜活的生命，就将永远告别这个美好的世界。

    生命这般脆弱，现实如此残酷，真的叫人难以接受！

    “沿铁路往北走一两里路，有家铁路职工医院。你们可以去那儿看一看。”情急中的值班民警突然想到了这条路，“反正找不到其他的办法了，不如死马当成活马医。”

    绝望中的白素珍如同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她马上拉起流鼻涕抹泪的三货，抬起加枝就走上了铁道，向北去找寻铁路职工医院。

    那是一家小得不能再小的医院。严格地讲，只能算一个小诊所。医院虽小，却住满了病人。病房床位一个不剩，医院门口还临时搭起了几个帐篷。病人几乎全部是小孩儿，得的都是流行性脑膜炎。

    医生检查了一下加枝的病情，初步诊断为流行性脑膜炎。并且说，这种病目前正在很多地方肆虐和蔓延，已经有成千上万的老人和儿童被它夺去了生命。医生坦言，没有哪家医院有十足的把握治好这种病。他们这里收治的病人，有三分之一没有抢救过来。鉴于加枝的情况已经非常危险，他们建议还是去其他的大医院比较好。

    白素珍扑通一声双膝跪地，哭着哀求医生救救她的女儿。并且保证，出了任何问题，都不会找医院的麻烦。

    医生见此，也不好说什么，救死扶伤是他们的职责。既然患者家属如此恳切，他们也不可能将病人拒之门外。他们按规定出示《病人亲属承诺书》，要求白素珍在上面签字，按红手印。

    签订了“生死文书”，加枝才被送到医院大门口的帐篷里。医生让他们把加枝抬到木板床上，先做皮试，然后开始打吊针，源源不断地滴注青霉素和氯霉素。

    第二天凌晨四点钟，一直昏迷的加枝居然醒过来了。

    接着输了一天液，加枝的烧也退了，体温趋于正常。

    医生嘱咐，要让孩子多喝水，可以喂些西瓜汁和罐头她吃。

    白素珍一丝不苟地照办。她和三货轮流守护着加枝，熬过了漫长的三天三夜。

    加枝终于活过来了。在她闯过“鬼门关”的同时，有两个小病友却不幸夭折，永远地离开了人世。

    据医生讲，脑膜炎可引起脑膜粘连和大脑实质性损害，将来有可能出现后遗症。诸如颅神经麻痹、失明、听力障碍、肢体瘫痪、癫痫及智力减退这些毛病。值得庆幸的是，这些病症在加枝身上并没有发生，或者说，表现得不是特别明显。

    她的听力、视力、嗅觉、灵敏度、智力都比较正常，中小学阶段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在白热化的高考竞争中，她还以部队子弟学校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重点大学。

    白素珍和老马结婚后，又生了一个小孩。这就是他们爱情的结晶和见证——小女儿马颖。生下马颖后，白素珍实际上就没有上班了。在家里相夫教子，担当五个孩子的妈妈，其艰难可想而知。

    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只有老马的工资。靠那几十块钱，肯定养不活这么大一家子。素珍于是在自家小院子里种菜和养鸡，做到大部分蔬菜和鸡蛋不用掏钱到市场上去买。

    即使上街买东西，她也总是精打细算，恨不得一分钱掰成两半儿花。她从来不在农贸市场刚开集时去凑热闹，而要等到快散集的时候，再去购买那些最后的剩货。她抓住农民急于回家的心理，提出“扫篮儿”或者“包圆儿”的要求，价格自然要比刚开始卖时便宜得多。

    安排一家人衣食住行，照顾一家人吃喝拉撒，已经够白素珍操心的了。她还得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处理和化解孩子们之间的矛盾，努力做到不偏不倚。毕竟，家里的五个孩子是组合到一块儿的。马杰、马红、马军非她亲生，但同父同母。马颖是她亲生，又与前面三个小孩同父异母。加枝与马颖同母异父，与前面三个小孩既不同父，也不同母。血缘关系错综复杂，导致家庭矛盾重重，经济上又那么拮据，真的太难为她了！

    在这种情况下，加枝能够健康地长大，并且考上重点大学。按说，她应该对妈妈充满感激，从内心里无比尊敬自己的母亲。可事实上却恰恰相反，加枝对白素珍满是怨恨。

    加根在大学里读的是农学系。虽然班上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天之骄子，她还是以干练的办事作风和卓越的领导才能，赢得了同学们的信任，被推选为班上的团支部书记。她学业优异，业余时间还负责系学生会会刊的编辑工作。她写过不少诗歌，发表在学校墙报和学生会会刊上，并多次在bj农业大学组织的征文比赛中获奖。

    虽说患脑膜炎没有留下后遗症，但对加枝的健康状况多少还是有一定的影响。进入大学之后，她经常头疼头晕，晚上失眠，而且一直贫血——血色素最低时不足七克。

    这里摘取她在学校里的一段日记：“中午，躺在床上刚刚进入迷糊状态，似乎是睡着了。一阵头疼，整个脑袋像是被很多东西挤压着。就这样，我醒了。忍着剧痛躺了一会儿，背起书包向图书馆走去。路上，只觉得头重脚轻，浑身酸软无力。没有办法，只得绕道去学校医务室。校医给我开了药，嘱咐我注意休息。可是，马上就要期末考试，同学们都在专心复习，我怎么能够休息呢？我向医生要了一杯开水，吞下几粒药丸，还是坚持去图书馆。走了五分钟的样子，眼睛突然一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再次睁开眼睛，我已经躺在自己的床上，床边坐着同班的几个女生。她们说我已经昏迷了好几个钟头。班主任正在与我家里联系，准备让我回家休息一段时间。但考试怎么办？我真想放声大哭！可是，哭又有什么用啊……”

    加枝一直把小时候患脑膜炎和长大后身体不好的原因，归咎于妈妈对她照顾不周，认为白素珍没有尽到一个当母亲的责任。

    在白沙铺的情况这里就不赘述了。

    她说跟着母亲去宜昌之后，经常放学回家见不到妈妈。没地方吃饭，没地方睡觉，不得不时常去麻烦老师和同学。

    那时她就质问过白素珍：“既然你没有能力照顾我，为什么一定要把我带在身边？我在王李村生活得好好的，有奶奶照顾，有加根陪伴，那三年我没有得过一次病。脾气不好的吊子父亲，也从来没有打过我……”

    话还没有说完，白素珍就歇斯底里的怒骂起来，对她劈头盖脸地一阵暴打。

    当“拖油瓶”来到马家生活，每逢她与马杰、马红、马军产生矛盾的时候，白素珍总是压制她，打骂她，偏袒马家的三个孩子。

    加枝认为，这是白素珍以牺牲自己的亲生女儿为代价，彰显她当后妈的崇高，塑造贤妻良母形象。上大学之后，她与白素珍之间的矛盾，则主要集中在生活费的支出上。

    白素珍总认为加枝花钱如流水，向家里伸手要得太多了。责备她完全不考虑家里的实际困难，不顾父母的死活，在外面打肿脸、充胖子，与同学比排场、讲阔气。

    事实上，加枝在大学里还是相当节俭的。

    生活在bj的高等学府，正值爱美讲漂亮的花季之年，她也是够寒酸的。与她同班同宿舍有五个女生，分别来自京城或者省城。她们的父母，都是有权、有势、有地位、有钱的高级干部或者大学教授。相比较而言，只有加枝出身卑微。她当时的处境，与电影《女大学宿舍》里面的女主人公非常相似。无论是吃的、穿的、用的，还是零七八碎的花销，她在五个女生中都是最差的。但这些道理，她没办法对妈妈讲。

    白素珍也根本听不进去，反而理直气壮地问她：“同样是在外面读书，你一个月的花销，比加根一年的花销还要多。这怎么解释？”

    这倒是实情。

    王加根在孝北县师范学校读书时，伙食费学校全包，手里只需要少量的零花钱。他又节俭，穿戴不讲究，更没有吃零食的习惯。

    白素珍提出每月给他寄五元钱零花，被他婉言谢绝了。

    素珍于是动不动就拿加根作例子，责备加枝大手大脚。

    加枝在母亲的唠叨和训斥中受了不少委屈，而受委屈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她弟加根的“高姿态”。

    可加根也有他的苦衷啊！

    家庭关系那么复杂，他的确不愿意过多地给白素珍添麻烦。他担心因为母亲对自己太好，导致她和老马之间产生矛盾，更不愿意激起马家几个孩子的反感。他哪里会想到，自己顾此失彼，反而得罪了同胞姐姐呢？加根的错误是无意识的，无意之中，使得他与加枝之间产生了隔阂。

    一直到八月中旬，加枝才从bj农业大学回到洒河桥的家里。

    她特意买了一本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斯基编写的《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送给加根，说这本书对即将为人师表的弟弟肯定会有所帮助。

    谈到恋爱问题时，加枝开玩笑地说，弟弟有超前意识，比她还要“先进”。不过，她对方红梅颇有好感。建议加根，如果两人情投意合，交个朋友也未尝不可。

    加枝简短的表态，让加根感觉很温暖，也很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