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四月份，太阳不知躲到哪儿贪玩去了，天总是阴沉沉的。

    清明节那天，还淅沥沥地下起了小雨。此情此景，总会让人们不由自主地朗诵唐代诗人杜牧那首脍炙人口的短诗：

    清明时节雨纷纷，

    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

    牧童遥指杏花村。

    这段日子，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人们常会怀着忧伤和崇敬的心情，去为死去的亲人扫墓上坟，以寄托对故人的哀思。

    在方湾菜园子村方红梅家里，今年清明节的祭祀活动比往年要隆重一些。虽然不是周末，敬文和腊梅都从孝天城回来了。

    全家六口人聚在了一起。

    堂屋的神台上，摆放着一个香炉和两根燃烧着的蜡烛。方父关上大门，和方母一起把厨房里的饭菜往吃饭用的八仙桌上端，来来往往地跑了好多趟。这些食物暂时还不能食用，要先用它们祭祀祖先。大碗小碟的饭菜全部上桌后，还要给祖先们斟上白酒。

    接下来是烧纸。方父把提前买回来的黄表纸解开，抽出几张用打火机点燃，放在正对着八仙桌的地面上。然后不停地往火苗上添加纸张，直到形成一个熊熊燃烧的火堆。其他人陆陆续续地拿起黄表纸，跟着往火堆上扔。投放纸张的同时，每个人口里都念念有词，表达自己的心愿，祈求祖先保佑实现。方父方母反复念叨的，是敬文和腊梅能考上大学。

    没一会儿，整个屋子里就烟雾弥漫，黑灰到处乱飞，熏得人眼泪直流，但大家都坚持着把烧纸，没有一个人离开。

    方父起身进里屋。拿出一个灰色麻布袋子，铺在正对着火堆的地面上。然后，双膝跪在麻布袋子上，双手趴地磕了三个头，再站起来作了三个揖。方母紧随其后，也趴在地上磕了三个头，站起身作了三个揖。然后依次是大女儿红梅、二女儿腊梅、大儿子敬文和小儿子敬武。全家人磕头作揖完毕，等黄表纸烧完之后，再打开大门，到门口燃放鞭炮。

    这个环节，敬文敬武是最积极的。他们一人拿了一卷湖南浏阳生产的电光炮，一边往大门外走一边拆开。把两卷鞭炮平摊在门口的地面上，两人分别点燃。很快，劈里啪啦的响声震耳欲聋，鞭炮的碎屑到处跳蹦，白色的烟雾四散升腾，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火药味。

    放过鞭炮，家里的祭祀活动就算告一段落，大家准备去墓地。方父扛起一把铁锹，方母拎起装有碗筷、酒瓶和酒盅的竹篮子，敬文提起装着黄表纸、线香和蜡烛的塑料袋，敬武抱着两卷鞭炮，红梅和腊梅把八仙桌上的食品挑了几样拿上，一个跟着一个地出了门，浩浩荡荡地在村子里穿行。

    菜园子村没有公共墓地，死了人通常都是埋在各家各户的责任田里。方家老奶奶是去年秋天去世的，入土的时间还不到一年，坟墓被绿油油的麦苗掩埋着，坟头上的野草不是很茂盛，还残留着花圈的骨架。墓地的祭祀仪式与家里的大同小异，烧香、化纸、磕头、作揖、燃放鞭炮。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多了修整坟墓的环节。

    上完坟回家的路上，方红梅突然感觉头晕，走路似乎脚踩在棉花上一样，飘飘欲仙。紧接着，肠胃也开始闹腾，一股辛辣的暖流直冲喉管。她蹲下身子，在田间地头呕吐起来。

    方父、方母、敬文、敬武已经走到前面去了，留在她身边的只有腊梅。妹妹关切地问姐姐哪儿不舒服，有没有发烧，怎么会突然呕吐，是不是去医院看看。

    红梅用手掌抹了抹嘴唇，又用手背揩了揩眼泪，掩饰地说，“可能是昨晚上没盖，凉了肚子。”

    “那还是去医院看看吧！”腊梅着急地建议。

    “不用。回家休息一下，喝点热开水就会好的。”红梅用非常坚定的口气回答，然后站起身，继续用手背擦着眼泪，跟在家人们的后面，慢慢地行走。吐过之后，身体感觉舒服了一些，但她脑子却更加慌乱，甚至有点儿惶恐不安。

    方红梅很清楚，身上的这些反应并非昨晚“凉了肚子”，最大的可能性是已经怀了孕。她私下里推算过，自己三月十五号就该来月经，而今天都四月四号了，却还是没有动静。

    超期一个星期时，她心里就有点儿慌，担心自己怀孕。不过，当时还抱有一丝侥幸心理，因为往日月经提前或延后的情况也时有发生。随着超期的时间越来越长，她的担心就与日俱增。

    自从他们突破男女之间最后那道防线，此后两人见面，总会不由自主地想到做那个事情。虽然他们选择的是“安全期”，却没有采取任何避孕措施，因此并不安全。

    本来，方红梅是准备这个周末去牌坊中学，把自己可能怀孕的情况告诉王加根，并一起商量对策的。还没有等她动身，王加根就来信了。说是他这个周六和周日要去孝天城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正式开始奔大学文凭。

    关于文凭，是他们这代人永远的伤痛。

    上小学时，基本上是半工半读，每天参加劳动和各种社会活动的时间，比上课还要多。上山砍柴、采中草药，搞勤工俭学；到田间地头唱歌、跳舞，参加文艺宣传队；请老贫农来学校作忆苦思甜报告，挖野菜，吃忆苦思甜饭。教师和学生都是穷折腾，根本就没上几节文化课，也没学到什么科学文化知识。

    读中学时，恢复了高考制度，算是赶上了好时候。可是，几近瘫痪的高等教育体系尚处于恢复阶段，大学招生人数极其有限。像杨岗中学、方湾中学这类公社办的普通高中，每年能够考上大学的考生如凤毛麟角，升学率很难达到百分之五，甚至全校“剃光头”。

    如果不是受到教育资源匮乏的限制，像他们这些考上中专的学生，是完全可以进入大学深造的。时势造人——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由于重新参加高考的信心不足，他们取得大学文凭的途径，只能选择参加成人高等教育。

    如今奔文凭的途径比较多，而且各有特点。脱产进修、函授、夜大必须参加全国统一的入学考试，学制相对比较固定，专科三年，本科五年，坚持学完一般都能够毕业；广播电视大学、网络远程教育无须参加入学考试，修满了规定的课程就能毕业，在学制上完全没有保障。有的人很快，两年或者三年就拿到了文凭；有的人则比较慢，需要五年、六年，甚至更长时间。还有的人考考停停，终生也没有拿到大学文凭。

    方红梅接受方湾中学一些老教师的建议，准备报考湖北大学本科函授班，正在抓紧时间复习。她曾劝王加根与她一起报考，将来两人都考取了的话，又能一起参加面授学习，可王加根没有同意。

    加根有加根的考虑。

    他正沉迷于文学创作，整天苦心孤诣地写小说，编织作家梦。因此，不想为复习备考耽误太多时间，更不想被函授学习牵着鼻子走，定期完成作业，按时参加面授和结业考试。另外，他觉得本科函授学习学制太长，需要五年时间。与其花五年的时间奔文凭，不如用五年的时候写小说，说不定他能在文学创作方面有所建树。

    然而，大学文凭又是必不可少的。

    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对教师的学历有强制性要求。教小学必须取得中专文凭，教初中必须取得大专文凭，教高中必须取得本科文凭。文凭达不到任教学段的要求，在职称评定、职务晋升、工作安排等方面都有可能吃亏，甚至在激烈的竞争中被淘汰出局。

    正在王加根为文凭而犯愁的时候，省报上发布了一条振奋人心的消息：hub省即将举行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他觉得这种奔文凭的方式比较适合自己。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虽然比较难，但学习方式灵活，无须受制于人。平时在家里看书自学，每年四月份和十月份到孝天城参加考试。考试合格一门，拿一门单科结业证。全部课程合格后，就可以用十几个单科结业证，去换取一张大专文凭。

    今年四月上旬，是王加根首次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方红梅不想在这个时候去叙说自己可能怀孕的烦心事，以免影响王加根正常发挥。

    等他考完试，再去找他商量吧！

    清明节过后，在焦虑不安和提心吊胆中又苦熬十天，总算又等来了周末。星期六吃过午饭，方红梅就坐班车来到了孝天城。

    她准备先到医院检查一下，然后坐火车去牌坊中学。

    顾不上去孝天一中看望腊梅和敬文，她直接去了城站路上的孝天地区妇幼保健院。

    排队挂号。交费。尿液化验。抽血检验。

    穿着白大褂的女医生笑容满面地告诉她：“恭喜你有喜了！”

    这简直就是晴天霹雳！方红梅呆若木鸡地坐在椅子上，脸上看不出丝毫的喜色。

    女医生还在一个劲地告诫她怀孕期间的注意事项。

    她却感觉浑身发冷，手心冰凉，木然地站起身，慌慌张张地走出了妇幼保健院。

    来到医院门口的公交车站，她手扶在铁栏杆上，摇摇欲坠。

    怎么办？担心的事情终于还是发生了。一个没有结婚的大姑娘居然有了身孕。这让她如何在社会上做人？外人的指指点点，朋友的议论纷纷，同事的嘲笑，同学的讥讽，父母的责骂……这些都会铺天盖地而来，将她淹没在社会舆论的洪流之中。

    唾沫星子淹死人啊！

    想到这里，二十一岁的方红梅不寒而栗，一筹莫展，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这突如其来的灾难。

    眼看开往孝天火车站的公交车进站了，她跟在拼命拥挤的人群后面，最后一个才上车。

    车上挤得水泄不通，别说座位，连立足的地方都没有。人挨着人，前胸贴着别人的后背，如打楔子一般，活动一下就非常困难。人体散发出的汗臭味、乘客拎着的熟食味、汽油味、从车窗外面飘进来的柏油马路散发的沥青味，各种气味混合在一起，熏得方红梅一阵阵作呕。

    真是比死去还让人难受啊！

    花了近半个小时才到孝天达火车站。

    方红梅买好车票，坐在候车室的长条木椅上等车。看到一些年轻的女旅客与小孩子亲昵嬉戏，女性的母爱油然而生。她双手放在自己的肚子上，开始胡思乱想。

    “我也怀上了自己的孩子！孩子啊！假如你能够顺利出生，我同样会像那些母亲一样爱你，为你倾注全部心血。可是，你来的不是时候。我还是一个大姑娘，还没有结婚啊！为什么会这样呢？命运怎么要如此捉弄人？”

    经过半个多小时的车程，在花园火车站下车，又步行一个小时到达牌坊中学。投入王加根的怀抱后，她迫不及待地把这条说不清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的消息，告诉了自己的心上人。

    王加根自然也很震惊。

    他好半天没有做声，拿不定主意，不知道该怎么办。

    结婚？他完全没有这方面的思想准备，而且也不具备结婚的基本条件。他才二十岁，还不到年满二十二周岁的法定法律门槛。当然，这个可以变通处理，先不领取结婚证。可问题是，他什么都没有开始准备，而且两手空空，兜里没钱，地地道道一个穷光蛋。

    他和方红梅又不在一起，天南地北地扯着。生了孩子怎么办？就算他们对这些不在乎，红梅的父母能同意么？

    还有一点，也是让他想起来就后怕，甚至有点儿胆颤心寒的。结婚之后，他们就得围着小家庭转。整日柴米油盐酱醋茶，为吃喝拉撒和抚育小孩操劳，他的自学考试怎么办？方红梅的函授备考怎么办？他们的事业、前途和理想不是都完了？如果不结婚，那就只能去医院引产，把这个孩子做掉。

    两人权衡利弊，痛苦地决策了一晚上。最后达成一致意见，狠心做掉这个来得不是时候的小生命。

    第二天上午，王加根骑自行车带着方红梅，前往孝天市第二人民医院，到妇产科要求引产。

    “你们是夫妻吗？”妇产科医生敏感地问。

    方红梅没有做声。

    王加根果断地回答：“是。”

    “那把你们的结婚证拿出来给我看一看。”

    “结婚证放在家里，没有带来。”王加根继续撒谎。

    “那不行！我们必须确认你们是夫妻关系，才能做流产手术。”

    加根红梅面面相觑，只得闷闷不乐地离开。

    在这家县级医院碰壁后，他们又带着侥幸的心理，前往花园镇医院和花园区卫生院。

    结果，别人都要求他们提供夫妻关系证明。

    既然公立医院不行，那就去私人诊所试试。就算做不了流产手术，开点儿堕胎药也行。

    据说，离花园镇十几里路的江河村有个远近闻名的老中医，看病相当神奇，被人们誉为神医。

    他们风尘仆仆地赶往江河村。

    见到老中医后，王加根谎称他们是花园铁路技校的学生，正在谈恋爱，做出了丢人的事情，求老中医帮助他们堕胎。

    鹤发童颜的老中医听过王加根的陈述和要求，不假思索地予以拒绝，还说他最见不得那些乱搞男女关系、作风不正派的人。

    王加根重申他们是恋人，并不是乱搞。

    “恋人毕竟还没有结婚嘛！没有结婚就怀了孕，不是乱搞是什么？”老中医驳斥道，“你说你们不是乱搞，那怀了孩子为什么要打掉？第一胎，又没有违反计划生育政策。”

    王加根无言以对。

    话不投机，他只好拉起方红梅的手，准备离开。

    “如果你们愿意出一千块钱，我可以考虑帮助你们。”在他们快走出大门时，老中医突然亮出了底牌。

    一千块钱？原来这老东西是想敲竹杠。

    “如果我们有一千块钱，就不会为结婚犯愁了。我们肯定会举办一场红火热闹的婚礼，然后把这个孩子生下来。还用得着找你？”王加根心里这样想，没有理会这个老奸巨滑的老中医，径自离开了。

    回到牌坊中学，两人垂头丧气，疲惫不堪。

    怎么办呢？还有什么办法能够卸掉方红梅身上的负担？

    王加根黔驴技穷。

    方红梅一筹莫展。

    他们只能坐在宿舍里相对无语。没有埋怨，也没有后悔，因为这些都不能解决问题。

    在经过慎重的考虑之后，王加根提出，先把结婚证领了，再去孝天市第二人民医院做流产手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