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青霉素连续不断的围攻下，王加根右大腿根部的炎症逐渐消退。但是，前段时间明显好转的疥疮又卷土重来了。

    手指和手指间又冒出很多丘疹和水疱，瘙痒难忍。最尴尬的还是下体上也起了红疙瘩，抓又抓不得，只能用手指捏着肉皮揉搓，但根本就不顶事。医生认为这是淋巴结发炎的并发症，会在淋巴结炎症消退的同时自然好转。所以，没有额外用药，只是开了几支药膏外敷止痒。

    因为不需要输液了，王加根就申请出院。医生却不同意，说他的病情尚未完全康复，必须留院观察一段时间。

    王加根已经在医院住了十多天。这里条件极差，吃喝拉撒都不方便，又没地方洗澡，他确实不想继续住下去。于是对医生说，不办理出院手续也行，他还是回家去住，每天来医院检查一次。

    医生默许了。开了一些针剂药，叮嘱他继续打几天小针，巩固消炎的效果。

    王加根于是抱起自己的毛毯和枕头，兴高采烈地回了牌坊中学。虽然没有出院，他还是到办公室向学校领导销假，并且主动提出上班。因为离期末考试不到一个月时间，他真的不敢再耽误了。

    校长丁胜安表现得特别开明，对王加根说：“这段日子你可以不坐班。有课时上课，没课就回去休息。上课时站不下来的话，搬把椅子坐着讲也行。带病坚持工作，可以享受教授待遇！”

    教师们都笑了。王加根也很感动。

    只是天气差强人意，从他回牌坊中学开始，一直阴雨绵绵。他每天只有打着雨伞去花园区卫生院检查和打针。

    这一天，王加根走在邹肖村通往花园镇的机耕路上，突然听到有人喊他。抬头一看，竟然是父亲。王厚义撑着一把黑布伞，驮着一个塑料编织袋子，迎面朝他走来。

    父子俩站在路边交谈了一会儿。

    王加根本想陪父亲返回学校，又担心错过了医院检查的时间，加上从邹肖村到牌坊中学那段泥巴路特别不好走，他就不打算返回了。叫他爸自己去学校，说他打完针马上就回来。

    王厚义有所顾虑，但还是满口答应，准备一个人去学校。往前走了几步，他又回过头来问：“红梅在学校吗？”

    这显然是明知故问。今天又不是周末，红梅肯定在学校上班呀！王厚义是怕儿媳妇对他不热情，或者故意给脸色他看。

    王加根回答说：“在。她上午有三节课。”

    “那厨房门是不是开着的？你身上带没带钥匙？”王厚义听说儿媳妇忙着上课，就准备自己弄饭吃。

    听到这里，王加根又起心随父亲回学校，不想让王厚义太为难。因为白素珍的挑拨离间，方红梅窝着一肚子火，正愁没地方发泄呢！王厚义现在来学校，等于是送肉上砧板。

    至于王厚义是否讲过他们谎称遭遇小偷勒索家里这样的话，王加根表示怀疑，但也没有完全否定。是母亲故意编造假话？还是父亲的确说过？真的不好说，似乎都有可能。他也不想去求证这件事情，毕竟事实胜于雄辩。他和方红梅回过王李村，告诉过家里他们被偷的经过，但他们并没有向家里索要一分钱。这不就结了么？

    “可是，我陪他回学校就能消除红梅对他的成见么？我在场就能减轻红梅对他的仇恨么？不能。我回去了，红梅说不定就会躲得远远的，连厨房的边儿都不沾。这样反倒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让红梅去接待他，公公与媳妇面对面，开诚布公地把话说清楚，或许更好一些。”这样一想，王加根掏出房门钥匙递给父亲，径直去医院了。

    因为还没有到检查的时间，王加根在空无一人的病房里百无聊赖，和衣躺在床上，很快就睡着了。朦胧中，听到有人在叫他的名字，睁开眼一看，竟然是父亲。

    王厚义说，在学校里没有见到方红梅。寝室门锁着，但厨房门是开着的。他见桌上有一碗冷稀饭，就端起来吃了。留下带来的东西，就到医院来了。

    “蛇皮袋里装着我的两件旧毛衣，都破了。我想让红梅帮我拆掉，两件合在一起重新打成一件。不晓得她有没有时间。”王厚义小心翼翼地问。

    王加根说，穿毛衣要等到秋天呢！又不是太着急。好几个月时间，应该没多大问题。

    厚义这才放了心。又说：“我不晓得你得病住院，没带什么东西。现在去街上买两斤排骨吧！”

    加根说不用。

    “你等着我啊！我马上就回来。”厚义不由分说地离开了。

    没一会儿，值班医生就来查房了。检查了王加根的患处，觉得情况还好，又开了几天的针剂药，吩咐他继续打小针。

    王加根于是去取药，打完针之后，站在医院大门口等父亲。

    大约等了十来分钟，王厚义从花园火车站的方向走过来了。一手拎着用稻草绳子系着的两根猪排骨，一手拿着几根香蕉，满面春风，踌躇满志的样子。到了加根跟前，他又说：“本来想买条黑鱼的，太贵了，身上的钱不够。明天你自己去买吧！黑鱼吃了好，是补人的。”

    父子俩回到牌坊中学时，方红梅正在做午饭。她没有与王厚义打招呼，表现得不冷不热，但也没有恶言恶语。

    加根见此，没有提织毛衣的事情。

    王厚义吃过午饭，就提出要回家。说现在正是忙的时候，加叶加花又调皮，家里离了他不行。临出门时，他又劝加根给潜江的大伯和三叔写信。不管怎么说，他们都是长辈，是加根最亲的人。

    王加根没有吱声，心里完全没有写信的打算。他恨死了这些有血缘关系却没有一点儿人情味的亲戚。他还记得爷爷活着的时候，厚义经常因为收不到厚仁和厚道承诺的生活费而骂人。他们三弟兄见面就为老人的赡养问题扯皮。总是把爷爷推过来推过去，最终还是推到了王李村，一直到老人离开人世。因此，他们在王加根和方红梅结婚时的表现，并不值得大惊小怪。这种无情无义的叔叔、伯伯、婶婶、婶妈，加根怎么可能给他们写信！

    送走父亲，王加根才打开他爸带来的塑料编织袋，拿出那两件旧毛衣，向方红梅说明他爸来的意图。

    “不织！我没时间！”方红梅毫不犹豫地予以拒绝，口气相当生硬。

    王加根感到很为难。语塞了好半天，又嗫嚅道：“东西送都送来了，不织怎么办？”

    “原样给他送回去！”

    “可是，我已经答应他了。”

    “你答应了你帮他织！”方红梅没好气地说，“我工作那么忙，还要忙家务和自学，马上暑假去武汉面授，有三门课程要结业考试。自己的事情都忙不过来，哪儿来的时间织毛衣？”

    王加根又不作声了。他的确不愿意把毛衣原样送回王李村。不管王厚义以前对他做过什么，说过什么，但这个人毕竟是他父亲。这次来时又表现得那么可怜，求红梅织毛衣的愿望相当恳切。如果红梅坚持不织的话，他只能去托别人，或者送到花园针织厂，花几个钱加工。对王厚义，谎称是红梅织的。

    这事暂时就这样搁下来了。

    王加根接连打了一个多星期小针，那个鸡蛋大小的红胞就不知滚到哪儿去了。不过，疥疮并没有随之滚蛋。这些讨厌的家伙们继续折磨了他好长一段时间。这期间，徐磊、涂勇、宋双清等好几个在花园工作的师范同学都来过，或祝贺他们结婚，或对王加根表示慰问。

    红梅她妈、敬文、腊梅也来过。红梅她妈带来了两只老母鸡和一些自家种的新鲜蔬菜，敬文和腊梅当然只能空着手来看看。

    敬文还导演了一场恶作剧。他装作非常难过的样子，无比悲痛地告诉姐姐和姐夫，说他预考没有考上，落选了，已经丧失了参加正式高考的资格。

    红梅和加根非常意外，又不好过多地责备他。只是不停地叹息和惋惜，担心家里两个老人受不了这打击。

    “骗你们的！我预考过了。”这个被方父认定为“说话只能作参考”的人最后终于说出了实情。

    红梅和加根的脸上这才露出欣慰的笑容。

    “还有个把月就要正式高考。好好擂一下，别让家里的两位老人和我们失望。”方红梅满怀期望地叮嘱大弟。

    王加根办理完出院手续，正式回学校上班时，又得到一个好消息。牌坊中学领导总算为他们调剂出了“婚房”——他和方红梅从此可以告别分居办公室两头的日子，合住到一个屋子里了。

    他们的新居位于正对学校大门的第一排校舍，和初一的两个教室连在一起。一通间加半间，面积有二十多平米。根据他们的要求，学校又把那一通间房隔成两半，形成“两室一厅”的格局。和正经八百的套房相比，只是少了厨房和卫生间，再就是没有自来水。

    拿到新房钥匙后，王加根开始考虑拖家具的事情。

    拦路虎还是没汽车。上次拖木板去方湾，是找方湾街上买水泥的汽车顺带的，这次从方湾拖家具回来，总不能又去找买水泥的汽车送过来吧？更何况，从方湾到花园镇买水泥的汽车，多半是小型农用车，装不下那么多家具。

    王加根于是向同事们咨询租汽车的事情。

    “租汽车？从花园镇到方湾往返跑一趟，得大几十块钱呢！还不包括家具搬上搬下的人工费。”

    宁海涛、肖玉荣、董志芳、赵乾坤、程彩清这些教师们都说租汽车太贵了，光拖几件家具划不算。邹贵州听过王加根的难肠事，突然大义凛然地拍了拍胸脯，说这事交给他来办。他去想办法找汽车，而且不让加根花一分钱。

    “事后请我们喝一餐酒就行了。”邹贵州笑着说。

    这买卖太合算了，加根和红梅高兴得合不拢嘴。

    第二天，一辆草绿色的军用汽车开进了牌坊中学校园。身着军装的司机直接来到王加根的宿舍，说是专门来帮他拖家具的。

    王加根这才明白，邹贵州去找驻军部队要了一辆车。这个邹会计，面子还真不小呢！

    满满一汽车家具拖回来之后，他们那空荡荡的新房里一下子充实起来了，平添了几分喜庆的气氛。不过，因为家具没有上油漆，看上去还是不像“婚房”，倒蛮像一个家具店。

    他们暂时还不敢考虑油漆家具的事情。

    这两个月的工资，除了日常花销以外，基本上都送给了医院。王加根马上要报考下半年的自学考试，方红梅暑假要去武汉面授学习二十多天，学校的两百元借款还没有还。这“三座大山”压在他们头上，让他们喘不过气来，哪里还敢动油漆家具的心思？

    缓缓吧！等手头宽裕一点儿再说。反正没做油漆的家具也能凑合着用，没有必要那么着急。

    眼下的当务之急，是解决做饭的燃料问题。

    由于煤油供应紧张，煤油不好买。他们以前用的煤油，都是托关系、找熟人，通过各种非正常渠道买到的。烧煤油炉火力不足，而且烟雾很大。过一段时间，家里的东西都被熏黑了。居家过日子，烧煤油炉绝对不行。从长远考虑，他们决定改用蜂窝煤炉子做饭炒菜，但买煤同样是一件让人头疼的事情。

    王加根和方红梅的户口都在牌坊中学集体户口本上，没有单独立户。集体户口是没有生活煤供应的，他们只能去买“黑市”煤。“黑市”煤不仅价格贵，而且质量差。不是生不着火，就是封不住炉子，特别让人闹心。

    出院不久，王加根就着手办理单独立户的事情。

    花园区派出所户籍警察审查完他提供的资料，明确告诉他，单独立户没有问题。但是，由于他们的住所在农村，只有粮油供应，没有生活用煤供应。要想获得生活煤供应指标，就必须把户口落在花园镇。

    王加根又跑到花园镇派出所咨询。

    花园镇派出所户籍警察的答复是：落户地址应以实际住所为准，王加根和方红梅住在牌坊中学，住所地址只能写成“邹肖村”，不能落户到花园镇。

    事情就这样僵住了。

    为了解决燃煤之急，王加根一次又一次地往花园镇派出所跑，求爷爷，告奶奶，好话说了一箩筐，但户籍警察就是不答应。

    同样是公办教师，同样属于国家干部，为什么户口落在农村就没有生活煤指标？工作和生活在农村就不用烧煤了吗？城镇居民凭什么就高人一等？这都是些什么狗屁政策！加根和红梅在办公室里说起这种不合理规定时，总是牢骚满腹，愤愤不平。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这事被初三语文教师肖玉荣听到后，居然很快就帮他们找到了解决的方案。

    肖玉荣说，花园镇派出所负责办理户籍的女民警是她中专时的同学。她们的关系还不错，她可以帮忙说说情，看能否通融一下。

    结果，肖玉荣一出面，事情就迎刃而解了。

    王加根和方红梅顺利地领到了《城镇居民户口簿》，住所地址莫须有地写成了“花园镇中山后街”。凭借这个户口本，他们去花园粮店领回了绿塑料封皮的《城镇居民粮油供应证》，又去花园镇燃料公司办了红塑料封皮的《城镇居民生活用煤供应证》，每月可以享受七十公斤的平价煤供应。

    邹贵州帮忙找汽车和肖玉荣帮忙办户口这两件事，让王加根和方红梅认识到了“关系”和“人缘”的重要性。要想在这个社会上很好地生活，仅凭个人的努力和奋斗，单打独斗是不够的，有时还需要别人的帮助。难怪人们说，多个朋友多条路。有朋友出手相助，往往能够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甚至让你绝路逢生。

    这期间，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那就是牌坊中学体育教师程彩清把他老婆程芸和女儿欢欢接到学校来居住了。继王加根和方红梅一家人之后，牌坊中学校园里有了第二户常住人家。

    按说，这是一件让他们欣慰和高兴的事情。

    加根和红梅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孤单了。程彩清的家就在他们隔壁。远亲不如近邻。茶余饭后，他们最起码有个串门的地方了。夜晚和节假日学校放空的时候，他们也可以找到说话的人。如果有什么难处，还可以互相帮衬。

    可是，事情却没有他们所想象的那么美好。正是因为校园里多出了程芸和欢欢母女俩，王加根和方红梅后来的日子更加煎熬，更加闹心。以至于他们最后不想在牌坊中学呆了，想方设法要调走。

    孟母择邻而居的故事，演绎出了一个新的当代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