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加根到达湖北大学时，已经过了上午十一点。

    望着气派的学校大门，他突然感觉自惭形秽，几乎没有勇气走进这所高等学府。

    “我既不是这所学校的教师，也不是这所学校的学生，连函授学员都不是，门卫会让我进去么？别人会不会耻笑我？”他心里这样想。

    还好，门卫对进出校园的人员并不仔细盘查，而且非常热情地回答王加根的询问，告诉他成人教育学院该怎么走。

    到了成教学院，才听说函授学员住在学生宿舍。在学生宿舍楼，他碰到了好几个孝天县师范学校的老同学。大家见到他，知道他是来找方红梅的。笑他没出息，意志不坚定，问他是不是在家里熬不住了。

    徐磊告诉他，女学员住在附属小学，独门独院，进出都得登记。那里是男学员的禁区，没有学生证，恐怕别人不会让他进去。

    “我带你去吧。”徐磊自告奋勇，显得特别仗义。

    到了附属小学，证明徐磊刚才完全是危言耸听。他们进入女学员住的宿舍没有遇到任何障碍，非常顺利地找到了他老婆。方红梅看上去瘦了。见到老公，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她说刚给加根写了信，叫他快点儿来武汉，两人想到一块儿了。

    已经到了吃午饭的钟点儿，方红梅拿起碗筷，带王加根去学生食堂。徐磊也返回男学员宿舍，去拿他自己的餐具。

    湖北大学的伙食比孝天县师范学校要强得多。能够单独点菜，还有免费供应的菜汤。不过，打饭同样必须排队，菜的价格也比较贵，一盘清炒茄子就要三角钱。

    吃饭时，方红梅饶有兴趣地谈起了这段日子的学习和生活。她说，面授学习比中学生抓得还要紧。每天上午下午都有课，晚上还要自习两个钟头。辅导员天天检查督促，守在教室里记考勤。

    “你来了，我恐怕也没时间陪你。”方红梅略带歉意地说。

    “没关系。我自己到处转转。”王加根丝毫也不介意，“下午我准备去趟《长江文学》编辑部，带了篇稿子，想让编辑看看。”

    “你去吧！晚上还是回这儿来吃饭。”方红梅随后又补充了一句，“睡觉就去男学员那里挤一挤。”

    王加根心有不甘地望了老婆一眼，还是认同了这种安排。他又不能睡在女生宿舍，更不可能带方红梅去外面的旅馆开房。忍忍吧！反正过几天就要回家的。

    饭后两人都没有午睡，肩并肩，一起走向学校操场。坐在树荫下的石凳子上，方红梅这才告诉王加根，她有两个月没来例假，估计是怀孕了。听到这儿，王加根没有方红梅所想象的那么激动，似乎还有什么心思。他仔细推算方红梅怀孕的日子时，心里有一种不祥之感。

    方红梅怀孕的时候，他刚出院。当时淋巴结消肿了，但疥疮还没有治愈。打了那么多吊针，吃了那么多药，病又没有完全好，药物和身上的病菌会不会对胎儿产生不良影响？

    这种担心和焦虑，使得他即将成为父亲的喜悦大打折扣。

    “应该不会吧！哪有那么巧的事情？”方红梅听过王加根的顾虑，带着侥幸的心理安慰他，当然也是安慰她自己。

    “但愿不会有什么事！菩萨保佑我们生个健康聪明的宝宝。”王加根附和着方红梅，但心里的石头并没有真正落地。

    眼看下午上课的时间快到了，方红梅起身走向教学楼。

    王加根就准备去《长江文学》编辑部。行李都放在附属小学了，他轻装上阵，手里只拿着一个牛皮信封，信封里装着他的小说手稿。

    这个牛皮信封，也算得上他的“杰作”呢！

    因为经常向报刊编辑部投稿，对信封的需求量比较大，而且必须是纸张质地好、比普通信封要大的那种特制信封。特制信封不仅价格贵，邮局还时常没卖的。因此，王加根比较注重“废物利用”。

    收到编辑部的退稿时，他不会随意撕开，而是拿小刀子沿封口慢慢地撬，尽可能保证信封完好无损。抽出里面的信件后，继续用小刀子撬信封上粘贴的地方，恢复信封的原貌，翻过面来，再重新粘上。这样，就有了一个可以重新利用的信封了。

    从改装信封中受到启发，他又开始自己制作信封。

    逢到学校买课本和参考书籍时，他就会把包装用的牛皮纸收集起来，裁去破损的部分，裁成长方块，做成大小不一的信封。紧接着，原材料又扩充到了废弃的年画、过时的挂历等物件上。只要有一面是空白的纸张，都能为他所用。信封做多了，他还摸索出一些小窍门。比方粘贴，如果是大批量制作，一个个地涂胶水相当麻烦。速度慢不说，有时还会把信封的中间粘住了。为解决这个问题，他把裁剪好、尚未粘贴的信封摊开，一个一个地摞在一起，留出需要涂胶水的地方，一次性涂好胶水，再逐个逐个地粘贴。这样就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而且能够保证粘贴信封的质量。

    这种“变废为宝”的创造性劳动，不仅解决了缺少信封的难题，还能够让他拥有小小的成就感。投稿不用花钱买信封，邮费又由编辑部出，刚性成本就只剩下方格稿纸。当然，成本再小，投出去的稿件如果别人不采用，还是一件让人闹心的事情。

    对于一个文学爱好者来说，让自己的作品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是最大的愿望。而决定他们愿望能否实现的人，或者说，裁决他们作品命运的人，则是报刊杂志社的编辑。对于这些掌握着他们作品生杀大权的编辑们，作者的敬畏和崇拜是不言而喻的。

    编辑就是他们心目中的神啊！

    王加根就是怀着一颗虔诚的敬畏之心，前往《长江文学》杂志编辑部的。他记得编辑部地址是“东亭二路特一号”，但问起东亭二路，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于是就直接报《长江文学》的名号，可询问了好几个人，别人还是直摇头。

    这么一家有名气的杂志编辑部，怎么会没有人知道呢？

    《长江文学》杂志社隶属于省文联，或许与省文联在一起。再次遇到行人时，王加根就询问省文联怎么走。别人还是一问三不知，抱歉地对着他摇摇头。按说省文联级别也不低呀！这么高规格的单位，大家怎么还是不知道呢？

    王加根百思不得其解。

    花了一个多小时，走得腿都发软了，他才在一片绿树丛林中看到了“hub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招牌。这是一栋新建的办公楼。远离闹市，位置偏僻，坐落于荒山野岭。文联是作家诗人云集之地，都是写东西的人，当然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王加根在心里这样解释。

    省文联的门房兼做小卖部。天气炎热，王加根的喉咙早已干得冒烟了。他买了一瓶汽水，咕嘟咕嘟喝完之后，才向卖东西的小姑娘打听《长江文学》杂志编辑部。

    “在文联三楼。门上有字的。”小姑娘干净利落地回答。

    王加根道过谢，用手抹了抹额头和脸上的汗水，屏住呼吸，如同朝觐一般，开始前往他心目中的“耶路撒冷”。到达三楼时，他的心脏怦怦直跳，询问小说编辑是哪一位时，声音都有点儿发抖。

    “你找周编辑吗？来来来，你跟我来。”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先生把他带到三楼最里面的一个房间。

    房门开着。里面摆着四张桌子四把椅子，但只坐着三个人。有一个座位是空着的，而空座位的主人，恰恰就是王加根要找的小说编辑。

    老先生问在座的三位，知不知道周编辑去哪儿了。

    大家面无表情地摇摇头。

    老先生于是招呼王加根坐，又急急忙忙地去其他办公室寻找。

    问遍了三楼所有的办公室，大家都不知道周编辑的去向。

    老先生返回时有点儿生气，自言自语地唠叨：“小周太不像话了！上班总是不守摊子，动不动就开小差，又不与其他人打个招呼。”

    其他几个编辑默不作声，大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意味。

    老先生转而问王加根，找周编辑有什么事，能不能先留个电话，或者写个通讯地址。

    王加根于是从牛皮信封里抽出自己的小说手稿，递交给老先生。同时抱歉地解释道：“时间太仓促，还没来得及用稿纸誊抄。”

    老先生接过小说手稿翻了翻，又退还给了王加根。他非常严肃地强调，交给编辑的稿件，最好还是用方格稿纸誊抄，便于编辑审阅和修改，也方便统计字数。这是投稿的基本要求。接着，老先生又问王加根是哪儿人，做什么工作，从事写作几年了，发表了哪些作品。显然是为了缓和气氛，无话找话地闲聊。

    王加根一一如实作答。

    聊了十来分钟，周编辑还是没有出现，王加根只好起身告辞。

    返回湖北大学的路上，他怏怏不快，情绪异常低落，与刚才来的时候判若两人。这就是省文联？这就是编辑部？那本印制精美的《长江文学》杂志，就是出自这个地方？这里，就是我梦寐以求的圣地？这些，就是我向往已久、孜孜以求的生活？

    省文联办公楼是新做的，办公家具却非常陈旧。桌子和靠背椅的油漆都已脱落，周编辑的那把椅子坐着还有些晃动。铁皮柜锈迹斑斑，不知道是哪一年的古董。那么窄小的一间办公室，居然摆着那么多的家具，容纳四个人办公，显得拥挤不堪。再加上举止卑微的老先生、冷若冰霜的编辑，工作氛围毫无生气，令人压抑……

    回想起刚才寻找省文联时，向别人打听，别人都不知道在哪儿，好像根本就没有这么个单位！要是他向别人打听武汉卷烟厂、黄鹤楼酒厂、武汉手表厂这些工业企业，或者询问武汉商场、中南商业大楼、武汉中心百货商场这些商业企业，情况肯定不一样。难怪汤正源谈起“文联”“作协”这些机构时，总是表现出不屑一顾的神情，说这些事业单位无权无势，又没钱。

    这次不愉快的造访，动摇了王加根的理想和信念。

    他开始重新思考自己到底应该朝哪个方向发展。说实话，他不愿意一生当教书匠。虽然他在理性上承认教师是一个崇高的职业，但每天备课、上课、改作业的日子，单调乏味，绝对不合他的心意。这样默默无闻地终其一生，想起来就不寒而栗。他的这种想法，可能会遭到一些正人君子的猛烈抨击，说他没有牺牲奉献精神，没有爱岗敬业的优良品质。但我们认为，每一个人的潜质不一样，这就决定了每一个人会有不同的追求和梦想。尤其是当一个人年轻的时候。只要他不违法乱纪，不刻意去危害社会和别人，所有为了实现美好生活的奋斗，都是值得尊敬的。

    这些年，王加根一直在做着“作家梦”，幻想着通过自己的努力加入作家协会，争取调到文联、文化馆，甚至是乡镇文化站工作。万没有想到，连神圣的《长江文学》杂志编辑部，都是如此惨不忍睹。神像轰然倒塌，他感到万分的失落和痛苦。既郁闷，又迷茫，就像一艘在大海里航行找不到灯塔指引的轮船，突然之间迷失了前进的方向。如果不朝写作方面去发展，自己还能在哪些方面做出成绩呢？

    当科学家肯定不现实。去兴办实业，争取当个企业家？或者去做生意，争取当个成功的商人？似乎都不可能。一个吃了上顿愁下顿、连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的人，哪儿来的本钱经商办企业？再说，他也没有这方面的潜质和天赋，更没有冒险的勇气和精神。改行从政当个公务员？压根儿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他那种“万事不求人”的臭脾气，也不适合在官场上混。这样看来，自己简直一无是处！

    一路走，一路这样信马由缰地胡思乱想，王加根不知不觉来到了东湖风景区大门口。他瞄了一眼手表，下午三点四十分。这个钟点儿回湖北大学，估计方红梅还没有下课。他进不了女学员住的附属小学。男生宿舍那里估计也没人，自己去哪儿落脚呢？

    在校园里游荡也没什么意思，还不如去东湖风景区转一转。

    这样想着，他就从梨园入口进门，漫无目的地闲逛。看到不少行人背着游泳圈，他突然特别想游泳。

    小时候，每逢夏天，他几乎天天泡在王李村的池塘里。奶奶总是吓得要死，挪动着小脚村前村后到处找，直到把他从池塘里拽起来，押回家里才放心。他上师范学校之后，特别是参加工作之后，游泳的机会就很少了。今年夏天都快过完了，他还没有下过水呢！

    如果能在东湖里游泳，肯定是非常惬意的事情。这些背的游泳圈的人，会从哪儿下水呢？王加根不好意思跟着别人，于是爬上了纪念屈原的行吟阁，登高远望。在视力所及的范围内，他终于看见了东湖里的畅游者，以及这些人下水的沙滩。于是，他迅速从行吟阁上冲下来，几乎是小跑着往那片聚满了人的金色沙滩奔去。

    到了沙滩上，他忙不迭地脱衣裤、脱鞋袜，捋下手表，塞进裤子口袋里，然后把这一大堆衣物集中放在一起。他只穿着一条短裤头，欣喜若狂地跳进了碧波荡漾的东湖里。

    浸泡在清凉的湖水中，随着波浪的起伏，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当他手脚并用开始畅游的时候，那种久违的快乐和舒适，几乎让他眩晕。真正有了那种“心旷神怡，宠辱偕忘”的感觉。

    太舒服了！远离湖岸之后，他竟然兴奋得嗷嗷乱叫，引得周周不少人莫名其妙地瞧他。也不知在水里泡了多长时间，当他感觉身上的皮肤特别是手指头在起皱的时候，这才恋恋不舍地离开水面，走上沙滩，走向那堆安然无恙的衣物。

    王加根团起t恤衫，擦了擦前胸和后背，又把t恤衫展开套在身上。然后，坐在沙滩上穿袜子、穿凉鞋。因为短裤头还在不停地滴水，他不打算穿长裤了。把裤子搭在手臂上，就开始往湖岸边儿走。

    上岸之后，王加根想看看到了几点钟，伸手去裤子口袋里摸手表，却发现手表没有了。他一下子慌了神。急急地把裤子前后左右的口袋再翻找了一遍，还是没有。

    于是，他沿着上岸的路线往回找。一直找到最初堆放衣物的地方，仍然不见手表的踪影。

    手表丢了。极有可能是从他搭在手臂上的裤子口袋里滑落后，被别人捡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