翘首以待的日子，王加根无数次问过自己：假如律师资格考试没有通过，假如《男人的眼泪》不能在《长江文学》上发表，会是怎样一种情形？往后的日子还怎么过？

    当这种假设变成事实时，情况似乎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

    没通过就没通过，不发表就不发表，这算得了什么？又有什么了不起？天又塌不下来。该上班时上班，该吃饭时吃饭，该睡觉时睡觉。太阳照样早晨从东边升起来，傍晚从西边落下去。表面上看，一切都没什么改变。变化的，是人的心情，是看不见的心理活动。

    背负着双重十字架，王加根的第一反应还是后悔。

    律师资格考试时为什么要提前交卷？为什么不认真地检查一遍？每场考试他都是规规矩矩地独立完成，完全凭自己的本事答题，而同考场的其他考生，有的左顾右盼，交头接耳，有的扔纸团作弊，自己为什么要那么死板？何必要那么硬气？考场上表现得再好又有什么用？最终还是靠分数说话！五门总分差四分，每门只需多考一分就够了。太亏了！复习时常常通宵达旦，考试时为什么就不能坚持到最后一分钟？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十年功已经做了，不把握好台上一分钟，结果还是等于零！你怎么连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懂？自以为是，盲目自信，其实就是骄傲自满的表现。现在受到惩罚了吧？活该！活该你改不了行，活该你当不上律师，活该你进不了孝天城。

    小说投稿也是一样。收到编辑部的来信，得知《男人的眼泪》被初步选上时，牌坊中学好多同事都劝他去送礼，上编辑的门，但他固执己见，空着手去了一趟编辑部。

    得到编辑的当面指点，拿到编辑部的专用稿纸，稿子修改完成后，宁海涛又提醒他，必须亲自送到编辑部去，最好有所“表示”，带条把烟，提两瓶酒，或者请别人出去吃餐饭，但他就是不听。坚持按别人的“要求”，用挂号信把稿子邮寄到了编辑部。结果怎么样？总想空手套白狼，哪有这么便宜的买卖？如今办任何事情，哪有不花钱能够办成的？死不开窍，只能咀嚼失败的苦果。

    太倒霉了！两件事都功败垂成，都是在他满怀希望、沾沾自喜之后，再把他推进痛苦的深渊。这半年多来，他天天为律师资格考试焦虑不安，天天为发表小说提心吊胆，结果全是虚无缥缈的梦幻。怨天尤人么？有什么用！要怪只能怪他自己。迂腐、固执、幼稚、小气、不懂得人情世故。到如今，只剩下最后一根救命稻草，那就是先借调到律师事务所上班——一切全指靠着汤正源了。

    律师资格考试合格分数线公布前夕，汤正源来过牌坊中学一次，专程看望王加根一家子。当时，他已认定王加根能够取得律师资格，非常想得到这样一个人才。虽然是到花园镇办其他的事情，他还是效仿刘备三顾茅芦，表达自己求贤若渴的诚意。

    “我已经跟市司法局和市教育局领导打过招呼，想把你调到我们律所来。”汤正源进门坐下之后，直截了当地告诉王加根，并且用幽默的语气开起了玩笑，“今天来主要是征求方红梅的意见，看她对我用无情棒，打得你们鸳鸯各一方有什么想法。”

    方红梅当然求之不得，对昔日的班主任老师千恩万谢。

    王加根则心存疑虑：“分数线还没有公布呢。万一我没有过线，没有取得律师资格呢？”

    “过不过线没关系！我要的是三百分以上的人。”汤正源果断地回答，“即使没有取得律师资格，到了我们那里，可以再考嘛。”

    听到这儿，王加根似乎吃下了定心丸。他借口上厕所，溜出家门，径直来到学校食堂，掏出二十元钱交给司务长小朱，叫他去花园镇买点儿菜，在食堂里做好之后送到他家里。

    小朱二话没说，骑上自行车就往花园镇街上跑。

    王加根又来到办公室，进入学校领导办公的房间。见只有肖玉荣和宁海涛两人在，就很随便地邀请道：“放学后到我家里喝酒！我师范时的班主任老师来了。”

    校长主任满口应承。

    宁海涛还趁机上条子：“一日为师，终身是父。伙计，那你今天可得搞像样点儿，准备两瓶好酒。”

    “行！今天喝茅台。”王加根笑着回答。

    他返回家里，继续与汤正源聊天。东拉西扯，其实就是为了消磨时间。

    放学钟声响过，司务长小朱、炊事员肖金平和聋子聂师傅每人手里端着两盘菜出现在王加根家门口。他们鱼贯而入，把菜放在客厅的餐桌上，就不声不响地离开了。

    又过了一会儿，牌坊中学四位校领导悉数登场，全部来到了王加根家里。他们接过王加根递上的纸烟，与汤正源打过招呼，相互礼让了一阵儿，就入席就坐了。

    王加根拎起一塑料壶散装白酒，开始往六个大玻璃杯里斟酒。

    “这就是你们家的茅台？”宁海涛笑着揶揄道。

    “邹岗太子米酿造的，私家祖传工艺。”王加根故弄玄虚地回应，“绝对比茅台好喝！不信你先尝尝。”

    宁主任果真先喝了一口，意味深长地点了点头，说：“反正我又没喝过茅台，搞不清有没有茅台好喝。不过，感觉味道还不错。”

    于是，王加根举杯，提议大家一起敬汤正源，欢迎远道而来的客人——他和方红梅昔日的数学老师兼班主任，如今是孝天市第一律师事务所的掌门人。

    知道了汤正源的真实身份，大家的情绪更加高涨，轮番举杯向他敬酒。

    汤正源今天也很高兴，几乎来者不拒。几轮过后，就感觉自己喝高了。头晕目眩，说话伸不直舌头。无意间，他红脸杠杠地说出了此行的目的，对王加根在律师资格考试中取得的优异成绩赞不绝口。

    牌坊中学的领导们惊得目瞪口呆。

    他们愣怔在那儿，好半天才回过神来。弄明白了汤正源说的是怎么一回事之后，大家又端起酒杯向王加根敬酒，心情复杂地对他表示祝贺。接下来的气氛反而没有之前热烈了。大家默默地吃菜，偶尔端起酒杯碰一下，不再像刚才那般大吵大闹、大喊大叫。

    “你这家伙口还蛮紧咧！这么大的喜事，竟然没有透露一点儿口风。”宁海涛用责备的口气对王加根说。

    “难怪他今年死活不搞毕业班！原来是脚底下抹油，准备开溜。”赵乾坤恍然大悟。

    王加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因为事情还没有着落，就没有向各位领导们汇报，还请大家原谅。不搞初三班主任，确实有这方面的考虑，怕自己万一中途调走了，把学生们撂在半道儿上，让学校领导为难，学生们也会受到影响。

    半天没有发言的肖玉荣这个时候说，王加根能够考上律师，调到孝天城去工作，那是天大的喜事，她诚心诚意地表示祝贺。不过，作为校长，从工作出发，她还是感到遗憾，觉得非常可惜。王加根老师的离开，不仅是牌坊中学的损失，也是整个牌坊乡教育部门的损失。

    听到这里，王加根的眼睛里竟然旋转起了泪水。

    “有什么办法！教师地位低下，待遇太差了，留不住人。再说，教育局和教育组的领导根本就不管你是不是人才，一个劲地鼓励教师停薪留职。如果教师跳槽离职，更是求之不得。少一个人头，财政就少发一个人的工资，他们只从节约开支的角度考虑问题。”邹贵州愤愤不平地针贬时弊。

    听着牌坊中学领导层的议论，汤正源没有吭声。他是过来人，也是教育界的“逃兵”，对教育部门的现状还是比较了解的，自身感受也很深刻。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这些大道理，在座的各位心里都非常清楚。但从个人发展前景和家庭生活幸福考虑，他们仍然觉得王加根的选择是非常明智的。

    虽然国家设立了教师节，又把教师捧到了“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位置，但工资收入上不去，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得不到改善，尊师重教就是一句空话，不能让人信服。教师这个职业，也难以受到追捧和尊重。据说，在欧美一些发达国家，教师待遇优裕地位很高，是令人向往的职业，而在中国这个有着几千年文明史的古老国度，教书却成了读书人的末路。满心欢喜地走进师范院校的学子寥寥无几，不得已当上孩子王的，也是把自己的职业看成鸡肋，食之无味，扔之可惜。一旦有了更好的去处，就会毫不犹豫地走人。

    “这个话题过于沉重，容易让人伤感。”汤正源见大家情绪低落，就端起酒杯，反客为主地劝起酒来，“喝酒喝酒，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

    气氛重新活跃起来。

    酒喝干，再斟满。荤菜吃完了，方红梅又炒了几盘素菜。最后，她还把家里的臭豆腐、咸萝卜条这些咸菜拿上了桌。

    满满一塑料壶白酒，下去了一大半，直喝得每个人说话都不利索，舌头都在打着卷儿。赵乾坤还“现场直播”——到王加根家大门口，扶着槐树干，吐了好半天。

    汤正源显然也喝多了，起身告辞时打了个趔趄，差点儿摔倒。他摇摇晃晃地走到门外，推上那辆借来的自行车。抬腿上车后，又回过头对王加根说：“我明天早上回孝天城。住在五一饭店303房间。”

    通常情况下，大家酒足饭饱之后都会闹着打麻将或者抹长牌，今天却没有人提出这方面的倡议。喝得太多是原因之一，更主要的是，发生在王加根身上的爆炸性新闻对大家触动很大，引起了大家的浓厚兴趣。他们怀着各种各样的心情，打听律师资格考试的细节、考试之后的录用政策和汤正源亲自上门的意图。确认王加根有可能马上调到孝天城当律师之后，大家又羡慕，又嫉妒。

    送走所有的客人，王加根和方红梅开始筹划起将来分开之后的事情。诸如，家里需不需要请一个保姆？欣欣是跟着方红梅继续留在牌坊中学，还是跟着王加根进孝天城去读书？王加根在孝天城站稳脚后，能不能想办法把方红梅也调进城里？

    “汤正源临走时，为什么提到他住的旅社和房间号？”王加根突然想到了这样一个非同寻常的问题。

    方红梅也警觉起来。

    他们知道，汤正源已不是孝天县师范学校的那个“汤老师”，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绝不能等闲视之。夫妻俩苦苦地琢磨了好半天，认为汤正源藏头露尾的告别语，实际上是一种暗示。

    他明天早上回孝天城，今晚住在花园五一饭店，明显就是让王加根今天晚上去见他。见面嘛，当然不是为了摆龙门阵，该说的话今天下午都说过了，意思是要王加根去送礼。

    如今办事时兴这个，请客送礼是打开成功之门的钥匙。扣个麻雀还得几颗谷子呢！你不会，别人还会说你迂腐、迟钝、玩不转，甚至眯起双眼摇着脑勺嘲笑你，如同嘲笑一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农民。尽管王加根最看不起投机钻营的势利小人，不愿意拉关系、走后门，但是为自己的前途着想，又不得不屈尊弯腰，去干这些内心不耻的事情。逼良为娼，说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送点什么呢？烟酒吧，也不知汤正源的消费水平进入到哪一个层次。太贵的买不起，孬的又怕他看不中。夫妻俩商量来商量去，决定送钱最直接。他们翻出家里的全部家当，总共还有一百多元钱。

    方红梅说，送五十元吧，留几十块钱做生活费。

    王加根觉得五十元钱太少了，有点儿拿不出手。

    “我一个月工资才四十几块钱，五十元钱得我干一个多月呢！”方红梅嘀咕道。

    王加根说这是两码事，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

    两人又斟酌了好半天，最后敲定，送一百元钱。

    他们把欣欣托付给门卫老宁照看，一人骑上一辆自行车，浴着凉丝丝的晚风，去完成这件在他们看来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王加根甚至为自己的木鱼脑袋开了窍而洋洋得意，情不自禁地吹起了口哨。

    汤正源果然在五一饭店里等他们。

    他说，花园镇的夜晚没意思透顶了。出去转了转，到处黑灯瞎火。没有地摊儿，没有桌球，没有舞厅，没有录像室，更没有电子游戏。想看场电影吧，又放什么《初恋我们不懂爱情》。回到旅社，想不到四十五元钱一晚上的单人房间，没有地毯席梦思不说，还搁着一部有声音、无图像的电视机。他本打算去找花园镇司法助理员打牌的，既怕输钱，又估计加根他们会来，所以就哪里都没有去。

    王加根得意地瞥了方红梅一眼。

    扯了一些无关紧要的闲话，终于又回到了王加根的调动上。

    汤正源耐心地听他们讲，时不时吐几个烟圈儿。

    “说句不怕你们见怪的话。你们俩，说起来都拿到了大学文凭，但人际关系学还没有入门！要是外人呢，我当然不会这样讲。我们既然是师生，又是亲戚，我就直言不讳了。比方像今天晚上，假如你们是去求人办事，就不应该空着手。”汤正源侃侃而谈，对两个学生循循善诱，“花园镇司法助理员，也想去我那儿，他只考了两百五十多分，刚才还送来一条香烟呢！”

    那是一条阿诗玛，价值也不过几十元。所以，当王加根把口袋里装有现金的信封掏出来，搁到茶几上时，动作还是比较优雅。

    “这是干什么？我们这样的关系，还用得着这个？”汤正源一个劲地推辞，“你们别误解了我的意思。我只是提醒你们，以后办事要学滑一点儿。”

    方红梅这时也聪明起来：“钱不是给您的。我们只是请您转交给司法局长。”

    “我们局长从来不吃这一套！”

    王加根和方红梅一下子陷入尴尬的境地，感到非常为难。

    汤正源悠闲自在地喝起茶来。僵持了十几秒钟，他又说：“不过呢，我送的东西，他还是会收的。”

    再也不能错过这个机会了。王加根迅速把信封留下茶几上，逃跑似地出了五一饭店。

    回来时的月亮好亮，夜色好柔和。王加根踩自行车也觉得格外轻松。想起红包已经出手了，他竟然乐不可支。

    这真是一种奇妙的感觉。

    尔后几天，当他们为生活费而发愁，不得不支取下月工资时，方红梅又心疼起那一百元钱来。她说，如果王加根过了分数线，取得了律师资格，根本就不用求别人。这钱送得还是有点儿冤枉。

    方红梅的话音刚落，《法制日报》就公布了律师资格考试合格分数线——王加根以四分之差落选。严酷的现实再一次教育了方红梅，也印证了王加根的英明——那一百元钱送得恰到好处。

    得知自己没有达到分数线，王加根的第一反应就是去找汤正源，因为他只剩下借调律师事务所工作这一条路了。

    “三百二十一分，还是会用的。”汤正源见王加根不停地唉声叹气，这样安慰道。

    不过，他说话的底气明显没有上次在牌坊中学时足，更没有强调律师事务所要的是“三百分以上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