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了好大的气力，王加根总算把贷款展期的事情搞定了。

    不过，他心里清楚，展期只是权宜之计，并不能实质性地解决问题。再过三个月，敬文未必能还清贷款本息。

    看来，这笔贷款最终恐怕只能由他自己来承担了。

    一想到这儿，他就万般焦灼，坐立不安，白天吃不香，晚上睡不着。脸上整天挂着霜，难得露出一丝笑意。

    多年清苦的校园生活让他和方红梅养成了勤俭持家的习惯，即使是搬进a银行孝北县支行大院，他们仍然保持着这一优良品质。

    他们平时舍不得吃，舍不得穿，舍不得用，舍不得换家具，舍不得买空调，舍不得买洗衣机，舍不得装电话，精打细算，可省吃俭用留下来的钱，如今将瞬间化为乌有。他真是不甘心啊！早知是这样的结果，还不如向那些“月光族”“日光族”学习，有一个钱花一个钱。何必把日子过得那么紧巴巴的？

    论消费观念和消费水平，王加根还赶不上他小舅子方敬文。

    虽然他的工资收入比敬文要高得多，但在花钱方面，却远不如敬文潇洒大方。敬文崇尚的是“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吃穿住用玩，只要手里有钱，就绝不会委屈自己，一定要让自己的欲望得到满足。他抽烟、喝酒、抹牌赌博，可谓五毒俱全。抽的香烟都是牌子比较响、价格比较贵的，要么“红塔山”，要么“阿诗玛”，很少抽劣质杂牌香烟。不想做饭了，就邀上狐朋狗友，到外面去胡吃海喝，猜拳喝令，快活得不得了。打麻将，“斗地主”，输赢动辄成百上千元，而且总是满不在乎的模样。既不大悲，也不大喜，完全到了宠辱偕忘的境界。

    王加根就难得那样洒脱。

    这也是他经常慨叹世事不公、骂自己没有出息的原因。有时他非常困惑，甚至对“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的古训产生怀疑。敬文从来没有“远虑”过，似乎也没什么“近忧”。他这人谨小慎微，未雨绸缪，还是愁肠百结，道不尽的烦恼与苦闷。

    他不知道自己与敬文两种截然相反的生活态度，究竟哪一个对，哪一个错，弄不清孰是孰非。有时，他甚至这样设想：假如现在突遇天灾人祸，他和敬文都挂了，丢了性命。两相比较，哪一个活得更有意义？哪一个会觉得不枉此一生？哪一个感觉更划得来一些？

    这次去孝天城催收贷款，王加根还有一个新发现，那就是敬文家里已经装上了电话。

    这个发现对他的刺激太大了。

    乔迁新居时，王加根曾提议家里装一部电话。方红梅死活不同意。

    她的理由是，他们又不做生意，装个电话有什么用？夫妻俩生活在一起，上班都在家附近，每天同进同出，未必还要在电话里嘘寒问暖不成？装一部电话得两千元装机费，每月还要交座机费和通讯费。有必要花这个冤枉钱么？

    王加根没办法说服老婆，这事也就不了了之。没想到，同样不做生意、同样是夫妻俩生活在一起的方敬文和李华，家里却不声不响地有了电话。敬文为什么就有胆量、有气魄花这个冤枉钱？他还欠着一屁股的账债呢！

    尤其让王加根难以忍受的是，当他把敬文拿不出钱还贷款的情况告诉方红梅时，方红梅竟然显得很淡定，看不出着急的样子，甚至还为方敬文开脱。

    “他妈的！到底是她亲弟弟。如果是外人借了两万元钱不还，她不把我骂个狗血喷头、不寻死上吊才怪呢！”每想起这些，王加根就气得牙根发痒，恨不得离婚。

    一个女人，既然结了婚嫁了人，就应该专心经营自己的小家庭，但方红梅却并不是这样的。结婚这些年，她没有把心思完全用在家庭建设和相夫教子上，更多关注和牵挂的是她娘家人。

    家里该买什么家具，该添置什么家用电器，她很少主动提及，都是王加根一个人操办。就连一年四季的床上用品和大人小孩的穿着打扮，她也很少用心地去布置和安排。

    家里的彩电、冰箱、音响、热水器、抽油烟机和席梦思，这些稍微高档一点儿的物件，都是王加根从孝天城买回的。

    方红梅不仅不参与挑选，王加根买回后，她还要鸡蛋里面挑骨头，唠叨个没完，嫌贵了，嫌他乱花钱。能省就省，有旧的就不买新的，有廉价的就不买贵的。一个原则，最大限度地省钱。到如今，夫妻俩没有一身像样儿的衣服，更谈不上金银首饰。

    方红梅总是素面朝天，基本上没有用过化妆品。

    按说，勤俭节约是值得称道的优良品质，可问题是，方红梅在小家庭建设及他们一家三口的消费上抠门，但对她娘家的弟妹又显得特别大方。腊梅、敬文、敬武读书和考学，以及后来结婚、生小孩，需要他们拿钱出来援助或送礼的时候，方红梅总是站到她弟妹那一边儿，与王加根斗智斗勇。软硬兼施，死乞白赖，争取拿出去的钱尽可能多一些。仿佛这些拿出去的钱是王加根的个人财产，与她没有任何关系。两人当教师时就是这样。王加根进银行工作后，家里的经济条件好转，方红梅的这种德性更是变本加厉。

    敬武夫妇有了秋秋和冬冬两个小孩之后，不满足于在农村种责任田，想出去做生意。因为没有本钱，他们就让老父亲来找王加根。先是说想贷款，被王加根婉拒后，又提出向王加根借钱。

    王加根明知道这种借出去的钱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还是凑了一千元钱给老丈人。

    敬武读书老不开窍，做生意却是一把好手。年把时间，就用赚来的钱在方湾街上买了块宅基地，做了一栋二层小楼。楼房封顶的时候，不仅没提还那一千元钱的借款，还让他们再拿一千块钱出来送礼，恭贺他大厦落成。

    方红梅对此丝毫也不生气，还称赞小弟敬武有板眼儿。

    得知王加根掌管着a银行孝北县支行的煤气本，煤气可以随便灌，而且不花一分钱，方红梅又想到了她妹妹。

    她对王加根说：“腊梅一个人带着黑皮在方湾生活，既要上班，又要照顾家里，当爹又当妈，日子过得太艰难。光一日三餐就够麻烦的了，农村买煤不方便，买回来的煤也不好烧，每天还得生炉子。既然你手里有那么多的煤气本，不如让腊梅也沾点儿姐夫的光。”

    结果，她硬是逼着王加根买了个燃气灶和煤气坛子，灌好煤气送到方湾工商所。

    为了保证腊梅家的煤气不断供，方红梅让王加根又去买了个新煤气坛子，平时就灌满煤气备在家里。只要听说a银行有汽车去孝天城，她就吵着闹着让王加根跟着去，顺便把灌好的煤气送到腊梅家里。同时，嘱咐王加根把腊梅家的空煤气罐带回，轮番着灌，轮番着送……

    方敬文就更不用说了，一直把大姐家看成是他的提款机。

    只要手头上紧，他就来找方红梅。次次开口都是借钱，却从来不见还。去年他们乔迁新居时，手头那么紧，敬文还来借走了两千元钱。紧接着，又巧舌如簧地给大姐灌“迷魂汤”，逼着王加根为他办贷款。

    如果不是方红梅一而再、再而三地唠叨，王加根不可能想方设法从银行贷出那两万元钱。现在，这笔贷款出了问题，方红梅却如没事人一样，王加根能够不生气么？

    为了接济娘家人，方红梅表现出的无私奉献精神和“宰相肚里能撑船”的大度着实让人感动，但对待她婆家这边儿的亲戚和家人，她又成了个只进不出的皮筲箕。

    当然，这与王加根特殊的家庭背景有一定的关系。由于一直没有与公公婆婆生活在一起，方红梅与加根父母之间本来就没什么感情。再加上，白素珍在他们结婚的时候强行要走了礼金，王厚义背着他们卖老宅败光祖业，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拒绝搭把手，方红梅对加根的父母恨之入骨。

    提起这些伤心事，她就骂两个老的禽兽不如。

    因为对加根父母的憎恨，导致她对婆家所有的亲戚和亲人都冷若冰霜。她不愿意与他们交往，也不允许王加根对他们示好和援助。如果涉及到经济利益关系，进账可以，但绝不往外出。

    本来，王加根与他爸妈之间矛盾重重，没有正常家庭的父子、母子情谊。在内心深处，他甚至对父亲和母亲充满了怨恨，不愿意与父母有过多的来往，更不愿意在经济方面对他们提供帮助。但是，如果方红梅在他面前贬损他父母，说他父母的坏话，他又会满肚子不高兴。尤其是看到方红梅对娘家人和婆家人截然相反的态度，他心理上就觉得不平衡。

    都是人生父母养，凭什么你对你爸妈那么好？我对我爸妈却那么差？都是手足之情，凭什么你对你弟妹那么慷慨大方？我就不能对未成年的妹妹尽点儿责任和义务？你完全不顾及我们的小家庭利益，我一个人维护又有什么意义？

    逢年过节，在为方红梅的爸妈准备节日礼物和礼金的时候，王加根也会提出给保定的母亲寄点儿钱，或者邮点物资。继父老马六十岁生日时，他又理直气壮地要求汇去两百元钱。这么做，纯粹是为了心理平衡，与孝心及情感没有多大的关系。

    当然，对父亲王厚义和继母胡月娥，他还是不愿意搭理他们。

    自一九九0年春节他们一家人去江汉农场借钱空手而归，王加根快五年没与父亲联系了。这期间，王厚义和胡月娥回过孝天好几次。比方，清明节到王李村上坟，春节到胡月娥娘家拜年，与胡家亲戚礼尚往来。

    王李村和胡月娥娘家离花园镇并不远，但他们不好意思或者说不敢见儿子加根，更怕遭媳妇方红梅的白眼。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并不知道，儿子媳妇的工作单位都发生了变化，以为他们还在牌坊中学教书，还是那么穷困潦倒，担心他们又惦记“卖房子的钱”。

    他们每次回孝天，都是悄无声息地来，悄无声息地走，没有打扰他们的儿子、媳妇和孙女。直到去年中秋节，回娘家送礼的胡月娥不知听谁讲，王加根和方红梅都发达了，一个调进了孝北县第一高级中学，一个在a银行孝北县支行当办公室主任。她就大着胆子来到孝北县城，找到了王加根的家里。

    那天，王加根刚刚参加完孝天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他被推选为孝天市作家协会理事，正是春风得意的时候。

    他中午聚餐时喝了不少酒，回家见到坐在客厅沙发上的胡月娥，就居高临下与她讲道理。质问她：“你们做老人的为什么那么无情无义？怎么会做出连狗子都不闻的事情？”

    胡月娥满脸通红，嗫嚅着甩锅：“这都是你三叔出的主意。”

    王加根又借着酒性，把王厚道臭骂了一通。

    晚上，方红梅在家里请她的“麻友”吃饭。“麻友”包括孝北县一中的打字员和两个女教师，都是她的同事。

    为了热闹，方红梅让她们把老公和小孩也带来了——晚餐实际上有四家人。家里的小方桌坐不下，王加根就从房间里“滚”出一个直径足有两米的圆桌面，搁在小方桌上面。

    十几个人团团围坐，享用着方红梅准备了一下午的好饭菜。四个男士吵吵嚷嚷地闹酒，每一个人都喝高了。吃完饭，撤下圆桌面，四个女士又开始打麻将。女的搓，男的观战，小孩子看电视。一直闹到深夜十一点多钟，客人们才余兴未尽地离开。

    这阵势，胡月娥哪儿见过？

    从她进入a银行孝北县支行大院起，就如同刘姥姥进了大观园。院子里停放的豪华小汽车，漂亮的营业办公楼和宿舍楼，王加根家里的地板砖、吸顶灯、壁灯、铝合金门窗、抽油烟机、热水器、冰箱、彩电、洗衣机和新家具，让她目不暇接、眼花缭乱。方红梅招待“麻友”的饭菜，比他们的年饭菜还要丰盛。打麻将红梅输了两百多块钱，竟然连眼睛都不眨一下，王加根也没有埋怨她……

    这是儿子媳妇家里么？曾一度，她怀疑自己走错了家门。因为在她的记忆里，王加根和方红梅一直是家徒四壁，一贫如洗，过着恓惶的日子。这才几年时间，怎么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呢？

    带着复杂的心情，胡月娥回到潜江县江汉农场，把她所见所闻告诉了王厚义。

    王厚义同样很惊讶。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儿子会有这么大的出息。这几年，他因为担心儿子卷土重来向他借钱，一直不敢见加根的面，甚至怕收到儿子的来信。现在听说儿子飞黄腾达了，他又有点儿内疚和懊悔，急切地想见到王加根。

    “干脆，我们今年去加根那儿过年！”元旦还没有到，王厚义就在家里提出了倡议。

    胡月娥自然表示赞成。

    加叶和加花更是高兴得跳了起来。她们主要是想和王欣一起玩。

    于是，他们把自己的劳动成果——收获的一些土特产都翻了出来。剥了些花生米，磨了点玉米粉，装了些绿豆、黄豆和黑豆，又灌了一塑料壶香油，再带上大人小孩换洗的衣服，腊月二十七大清早就动了身。他们从江汉农场坐小面包车到潜江县城，从潜江县城坐长途汽车到孝天城，再从孝天城转车到花园镇。

    一家四口到达目的地时，已经是下午两点多钟。

    他们的不期而至，让王加根和方红梅猝不及防。两人没有一点儿心理和思想准备。

    方红梅内心的压抑和不乐意是可想而知的。不过，她还是顾及着大面儿，强作欢颜，勉强应酬。和加根一起做了一大桌子好饭菜，又拿出家里最好的白酒，为多年不相往来的亲人们接风洗尘。只有王欣因为家里骤然热闹起来而感到兴奋，与两个姑姑很快就玩到了一起。

    吃过饭，胡月娥抢着收拾残局，主动提出洗碗。她还叫加根和红梅歇会儿，出去走一走。

    方红梅没有客套，告诉她洗洁精在哪儿，碗筷洗干净后摆放在哪里，然后拿上钥匙，和王加根一起出门散步了。

    下楼后，走出a银行孝北县支行大院，方红梅就泪如雨下，伤心地抽泣起来，瘦削的肩膀一起一伏的。

    “我们结婚，他们装聋作哑，对我们的婚事不闻不问。欣欣长这么大，他们没有带过一天。卖掉王李村的房子，他们连招呼都不给我们打一个。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找他们借钱，他们不仅一个子儿也不借，还伙同厚道糊弄我们。说什么变卖祖业的钱是他的养老保证金，扬言要与我们一刀两断，现在怎么又来找我们？”

    听着老婆的倾诉和质问，王加根无言以对。

    他只能仰面朝天，一声叹息。

    方红梅说，看见这一家老小，她心里就堵得慌。她绝对不同意这四个人在自己家里过春节。

    “给些钱和年货他们，让他们走！”方红梅坚定不移地对王加根说，“如果他们不走，我就带着欣欣回方湾。你一个人在家里陪他们过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