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定南大洋的归属，邵勇让晓阳带人把莆和苇子割了。自己和道明去刘柳镇医院看罗婶。
    罗婶送到镇医院后，一直昏迷不醒。如今转移到特护病房观察。罗木匠入院吊了瓶点滴，当天就痊愈了。胡大夫、文明和派去护理的妇女，当晚就被罗木匠撵了回来。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罗木匠胡子拉碴，面容憔悴。本就营养不良，现在腮帮子塌了坑，明明四十岁上下，看上去却足有六十多。邵勇和马道明见了，互相递了眼色，心里暗自长叹。罗木匠并不见外，把哥俩领到特护病房。说是特护病房，其实就是一个单间，屋角置备着氧气瓶。罗婶死人一样躺在病床上，全靠扎葡萄糖维持生命。
    邵勇和道明背着罗木匠商量，都觉得干等着不是办法，相跟着去找主治医生。主治医生和院长也正在为此发愁。院长和主治医生交换过意见，对邵勇和文明说：
    “像病人这种情况，我们从来没碰到过。医院小，技术、设备有限，赶紧转院吧！”
    至于往哪转，邵勇和道明不好拿主意。几个人一起回到病院。罗木匠听了，眼里顿时噙了泪。院长不忍，主动联系鞍阳中心医院救护车。到了鞍阳医院，做了几项检查，结果第二天才能出来。安顿好病人入住，邵勇把身上的钱扔下，又从道明身上搜刮。俩人把钱凑在一起，数了数，也不到二十块钱。钱多钱少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份心意。南大洋穷，又不是一天两天，哪个人心里都清楚。
    晚上，罗木匠哭着打来电话，传医生的话，让家属准备后事。邵勇闻讯，带着道明、文明一起去了鞍阳市中心医院。
    罗婶躺在病床上，面如死灰，陷入深度昏迷。罗木匠见家乡人来，伏在老婆身上放声长嚎。邵勇、道明和文明上前轮番解劝，可罗木匠谁的话也听不进。撕心裂肺的哭声，深深刺痛了邵勇。想起罗婶的精明、善良、能干，邵勇感觉自己的心尖在滴血。
    罗婶本不属于南大洋，年轻时在鞍钢工作，经人介绍跟罗木匠结成连理。在城里，有房有车（自行车），穿衣打扮，受苏联影响，相当洋气。
    一九六二年，罗木匠下放，罗婶来了南大洋。理发，裁剪，缝纫，编织，烹饪，罗婶样样精通。从小到大，邵勇的头和衣服都被罗婶包了。
    南大洋村穷，可南大洋人讲感情。长期压抑在邵勇心头的悲愤，此刻化作了无形的勇气和力量。邵勇抹了一把脸上的泪水，转身出了病房。他找到主治医生询问：
    “大夫，罗婶得的是啥病？为啥不下药治啊？”
    “我们没有先进的仪器，不知道患者的具体情况。根据患者家属主述，单单食物中毒，造成患者一个多月昏迷不醒。这样的病例，我们医院还没有碰到过。”向路过打招呼的医护挥手，“本着对患者负责的态度，我们在无法确诊的情况下，不能用药治疗。如果不明病情病因，擅自开方，那不是救人，而是杀人。”
    医生面带愧疚，但态度诚恳。
    邵勇呆呆地站在那里，顿时感到天旋地转，两腿发软。他定了定神，使劲闭上眼睛，两股晶莹的液体从眼角流淌下来。缓了缓，邵勇觉得身上又有了些力气，他想说话，却口干舌燥，下意识张了张嘴，发现声音已经嘶哑。他艰难从嗓子眼挤出几个字：
    “还有救吗？”
    “如果有条件，可以到盛京碰碰运气。”
    主治医生谨慎地建议。
    邵勇回到病房，拉起伏在老婆身上号啕不止的罗木匠。道明和文明见邵勇脸色难看，目光透着刚毅，知道事情不妙，眼睛定定地看着，谁也不出声，只等邵勇发话。
    邵勇艰难地咽了口唾液，润了润火烧火燎的喉咙。从小到大，他还是第一次做出这样一个重大决定，其结果直接关系一个人的生死，一个家庭的命运。他声音沙哑，却异常坚定地对罗木匠说：
    “我管你叫叔，可你也是我的师傅。罗婶就是我的师娘。叔，你怕不怕人财两空？如果豁得出去，我们到盛京闯一闯！”
    罗木匠抬起泪眼，哭诉：
    “你婶还不到四十岁，你的弟弟妹妹还未成人，俺不怕人财两空，要死咱也死个明白！”
    罗木匠一跺脚，下了决心。
    邵勇留文明帮着罗木匠收拾东西，办转院手续，自己和道明去了小型厂，找马天风弄钢管扎了副担架。回来抬上罗婶就走。出医院正门，不远就是公交车站。几个人费力地搭叮叮当当的有轨电车，穿过繁华喧闹的市区，直奔火车站。
    鞍阳市火车站紧傍着着名的虹桥，是一幢巴洛特式建筑，八根石柱装饰着门面，中间高左右低，中间是候车大厅，大门屋顶上，立着三个足有一层楼高，红底白边，阴刻黑体字——“鞍阳站”。
    提鞍阳站的历史，那得从晚清说起。
    一八四o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加快了瓜分中国的进程。大清国的北方邻居沙皇俄国制定了吞并中国东北的国策。为了方便拓展俄国势力，他们开始酝酿修建贯穿东北的铁路，把远东重镇海参崴与俄国境内西伯利亚铁路东段连接。
    清光绪二十二年，即公元一八九六年，沙俄趁清朝特使李鸿章出席沙皇加冕典礼，诱使清政府签订《中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简称《中俄秘约》，同意俄国修筑东清铁路。
    同年十二月，沙俄将铁路擅自更名为满洲铁路，遭到清政府的反对，并以取消“允给之应需地亩权”相要挟，逼迫沙俄让步。
    一八九七年八月，满洲铁路举行了盛大的开工仪式。以哈尔滨为中心，分东、西、南三线，由六处同时开始相向施工。宽城子至旅顺及其他支线，全长约二千五百多公里，采用俄制轨距，称南满铁路。
    一九o三年七月十四日东清铁路全线竣工通车，并开始正式营业。
    一九一八年四月二十日，建成鞍阳驿临时站舍。
    一九o四年日俄战争，俄国人战败，把南满铁路长春至大连段转让给日本。后二年，清政府承认日本铁路权益，日本组建“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开始了长达四十年的“满洲大陆经营梦”。
    一九四五年东北光复，铁路经营权落在苏军手中。
    一九四六年五月三十一日至一九四八年二月，鞍阳站被国民党军队占领，筑起坚固堡垒，火车根据需要，时开时停。
    一九四八年二月鞍阳市解放，成立辽南铁路局，后迁至瓦房店。
    一九五o年二月，中苏达成共管铁路协议。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在中方的坚持下，苏方交还管理权，划归奉天铁路分局管辖。
    解放后，鞍阳市生产建设飞速发展。一九五六年经奉天铁路管理局批准建设鞍阳市新站舍，同年十月一日，旅客进入新候车室检票，一九五九年五月一日新站舍胜利竣工。
    新站舍建筑面积四二o八点二六平方米，候车室面积一一九八点o八平方米，可容纳一千五百多名旅客，总投资九十七万元。
    鞍阳火车站如同一个历史老人，见证了东北这块黑土地的苦难、抗争与奋斗。
    邵勇一行无心多看，抬着担架，分开拥挤的人流，检了票，过栈桥，在站台上候着。
    北行的火车进站停稳。在列车员的帮助下，几个人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把担架抬上火车，放顿在车厢结合部。车到奉天站下火车，转公交，抬进盛京医院急诊室。
    盛京医院门口，一位五十多岁的老护士长，叫住风风火火的担架，掀开盖在病人头上的被子，喝了一声：
    “内科！”。
    接诊医生，见病人只剩呼吸，赶紧请来几位专家。专家们听诊，量体温，翻眼皮，划手脚心，详细询问患者发病原因和治疗过程，经过简短会诊，拿出结论：
    “弥漫性脑病。”
    医院里一床难求。病房走廊里，挤满了等待入院的病人和家属。他们打着地摊，被褥和洗漱用具堆满了窗台和墙角，提鼻子一闻，污浊的空气里，充斥着来苏水和屎尿混合的气味。
    邵勇直凝眉头，把担架交到文明手中，撑着酸疼酸疼的身子，找到老护士长，“护士长，大姨，看您就是个好人。我们大老远来，病人人事不省，一个多月了，吃喝拉撒，都不知道。”声音近乎哀求，“再住不上院，我担心命都保不住啊！”深深鞠了一躬，“您老行行好，能不能帮我们拆腾一张床，啥地方都行。您的大恩大德，我们记一辈子……”
    护士长迟疑了片刻，似乎想起了什么，对邵勇说：
    “你跟我来。”
    邵勇紧跟着护士长回到住院部，直奔靠楼梯左手第二间病房。护士长猛地推开房门，径直从门口两张病床间穿过，站在靠窗右边的病床前。床上坐着一个身穿病号服的胖老头，旁边侧坐着家属。护士长厉声训斥：
    “你的病早好了！跟你说几次了，让你办出院手续，为什么还赖在这儿泡病号？”抓起病人的东西往一块归拢，“你看看走廊里，有多少病人，因为没有床位住不上院？她们得的是大病、重病。大老远从农村来省城，是来救命的。你是党员干部，还讲不讲点阶级感情……”
    护士长连珠带炮，打得胖老头乱了方寸。旁边的中年妇人，尖嘴猴腮，长着两片蔳薄的嘴唇。她不有动，拉下脸，不满地瞪着护士长，嘴角抽了抽想回怼。胖老头狠狠瞪了她一眼，埋怨道：
    “我早说，病好差不厘了。跟你说多少回了，我要出院，我要出院，可你就是不动秤儿。”往床下挪动身子，“就不该听你的，丢人现眼。”站到地上，伸手拉妇人，“还嫌不够丢人？赶紧收拾东西！”
    护士长撵走了泡病号的胖老头。办理完入院手续，罗婶扎上点滴。几个人长出一口气，靠在了窗台上。这一番折腾，三个小伙子，一个个累得腰酸背痛，手脚发软。
    罗木匠千恩万谢，非要请仨人到外面吃顿，被仨人一口回绝。看着恢复了精气神的罗木匠，邵勇不禁暗自感慨：人啊，最可怕的不是病，不是苦难，而是得不到关爱，看不到希望！
    邵勇带文明、道明到医院食堂，一人叫了一碗豆腐脑和几个馒头，草草填饱肚子。又给罗木匠带回来一份。文明主动提出留下来，罗木匠却不肯。说这里，吃不得吃，住不得住。他一个人侍候得来。邵勇瞧着病床上昏睡的罗婶，觉得罗木匠的话很有道理，便不再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