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要离开杭州了，由于其政声斐然，各界群众纷纷自发组织起来送别，盛况空前。
    感此盛情，白居易诗兴大发，作《别州民》诗，诗中对自己治理西湖的功绩颇为自豪的：
    “耆老遮归路，壶浆满别筵。
    甘棠无一树，那得泪潸然。
    税重多贫户，农饥足旱田。
    唯留一湖水，与汝救凶年。”
    白居易在杭州生活很清廉，在他所作《三年为刺史二首》中有所体现
    其一：
    “三年为刺史，无政在人口。
    唯向城郡中，题诗十馀首。
    惭非甘棠咏，岂有思人不。”
    其二：
    “三年为刺史，饮冰复食檗。
    唯向天竺山，取得两片石。
    此抵有千金，无乃伤清白。”
    这种简单朴素又不失优雅闲适的生活方式，倒是很符合白居易的作风。
    与之形成对照的是白居易邻郡的密友元稹。元稹在任浙东观察使、越州刺史期间，既放意娱游，稍不修边幅，以渎货闻于时。元稹当初致位宰相，靠的是宦官的帮助，因此为了能够重回朝廷掌权，元稹在地方极力聚敛钱财用于贿赂宦官，以至于被认为“素无检操，人情不厌伏。”
    清廉的白居易与贪婪的元稹竟然是一时无比的好朋友，这确实是一对矛盾的组合。
    杭州刺史的俸禄是极高的，有8万钱，此外还有各种杂给、料钱、职田收入以及州府公廨的利钱，在经济发达的杭州，这些收入当然是不小的数目。
    但对悟道的白居易来说，这些钱财似乎没有太大的用处，除了应付日常生活开支，白居易把所得薪资都积蓄起来，到了离任的时候，白居易把这些钱拿出来作为社会公益基金，用于维修西湖水利、救赈灾荒等。
    白居易在杭州留下了白堤、六井，以及无数优美诗篇和传说故事，但他带走的却只有两块石头、一只鹤。正如他后来隐居洛阳时回忆：“三年典郡归，所得非金帛。天竺石两片，华亭鹤一只。”
    从长安前往杭州，有两条路线可选。一是由洛阳、汴州，入江淮运漕，经徐州、扬州、润州、常州、苏州，以达杭州。二是由商州、襄阳，入汉水、长江，再由润州转入运河，南下杭州。显然，第一条路线路途较近，是首选。
    白居易赴任时，恰逢汴州的宣武军发生兵变，乱兵驱逐节度使李愿，拥立大将李介为节度留后。唐穆宗及宰相李逢吉拒绝任命李介为节度使，派义成节度使韩充兼任宣武节度使，调忠武节度使李光颜、兖海节度使曹华、武宁节度使王智兴、宋州刺史高承简等兵力征讨汴州。这样一来，汴州漕路就不能通行了，因此白居易往杭州赴任只能从襄阳走长江线，这才有了白居易重游江州的佳话。
    白居易离开杭州时又不一样了。汴州之乱早已平定，时任宣武节度使兼汴州刺史的是白居易的老朋友、牛党领袖令狐楚，当年白居易从忠州调回长安，就深得令狐楚之助，两人交情非浅。于是白居易选择了从运河启航的路线，从苏州、常州、扬州，北上徐州，再从汴州、洛阳，折向长安。
    白居易这样走还有一个考虑，那就是回郑州、徐州老家看看。
    白居易一家搬离符离，与湘灵永远失去了联系。这大概也是白居易为什么要回到徐州来看看的重要原因。
    白居易回到符离，看到了过去住过的老宅，那里早已买给别人。而湘灵却怎么也找不到了。
    这些年来，徐州夹在淄青、淮西两大强藩之间，战争、动乱凭仍，湘灵也许早已在战乱中罹难，也许已经流落他乡，不管怎么说，白居易是再也见不到她了。
    在一片失落和惆怅中，白居易走到了洛阳，此时的河南尹王起，是白居易在翰林院的同事，这次白居易来到洛阳，王起自然少不了呼朋引伴的热情款待，酒酣之余，大家谈及时政，又不免一番感慨。
    就在这一年的正月，唐穆宗因荒淫过度导致身体虚弱，不幸英年早逝，即位的唐敬宗李湛却比他父亲还要荒淫，声色犬马是他生命的全部，朝野上下无不失望。
    面对这样的局面，白居易深为厌倦，经过考虑，他给宰相牛僧孺写了一封信，要求以现任官职分司东都。
    唐朝中后期，在东都洛阳设置了东都留守司，下辖一套略同于长安的中央级机构，其中的任官者称为“某某分司东都”。在东都的分司官中，除了尚书省和御史台有实际职能以外，其他机构均为闲职，来此任职的人，不是在长安失意被贬的，就是年事已高准备安度晚年的。
    白居易请求分司，目的是为了观察形势，再决定以后的进退。不过他这样做多少有些不妥，按理说，他接到除授太子左庶子的诏书，应该先到东宫去报到，再提出其他请求，这样才符合组织纪律。而白居易还没到新岗位报到就和朝廷讨价还价，在旁人看来似乎有些托大。好在牛僧孺对白居易是十分敬重的，他并不计较这些小节，很爽快地答应了白居易的要求。因此白居易很快就接到了新的诏书，以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他可以在洛阳住下来了。
    824年5月，白居易任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秋天至洛阳。
    白居易刚到洛阳时，住的是河南府的驿站。这是政府的招待所，环境条件大概也还可以，但不能长久居住。
    白居易下一步要考虑的，是在洛阳买一套房。买房是个大问题，看来古今中外莫不如此。尤其是白居易把在杭州的收入都在杭州做“公共基金”了，手头十分拮据。
    好在王起十分热情而且手头阔绰，他先是帮白居易物色便宜又实惠的地段，又资助了白居易一些资金。白居易自己也努力筹钱，他卖掉了从杭州带来的几匹马和一些物品，加上以前的积蓄，总算凑出一笔钱，在洛阳的履道里购置了一座宅院。
    洛阳虽然号称东都，但繁华程度远不如长安，因此房价大概也比长安低很多，与白居易在长安买的房子相比，洛阳的这套显然更为宽敞华丽。院内有池塘、竹林，有不少精致的小景观，可谓别有洞天。“穿篱绕舍碧逶迤，十亩闲居半是池”，“霜竹百千竿，烟波六七亩。泓澄动阶砌，淡泞映户牅。”从这些描写来看，白居易对他的新居显然十分满意。王起也很够朋友，在白居易搬进新家后，他组织了河南府的干部职工到白居易的新家搞活动，在池塘边种树、造桥，人气非常兴旺。
    白居易在这座新宅子里还和许多同时的分司官相互唱和，如太子右庶子分司杨归厚、皇甫镛、祠部员外郎分司尉迟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