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憩止痒小说/两根巨龙在她腿间同时进出

 以赵昺多年的古代生活,他对儒家思想体会就是平和,即所谓的顺势而为法后王,一制度,隆礼义而杀诗书,其言行已有大法矣。而为什么“一天下”之后,还要“一制度”?

    按照赵昺的理解,所谓的‘一天下’,并非前世所认为的一人之天下,或是一族之天下。其实其所指也是分为两个层面的。“一天下”仅仅是初步完成了国家和民族的统一,是一种浅层次的统一;由此继续向前迈进,达到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的统一,这才是深层次的统一。

    “一制度”,简单地说,就是统一制度。而在儒家那里,制度主要指“礼乐刑政”,相当于后世所说的典章制度,包括礼仪制度、政治制度、刑法制度、经济制度、教育制度,等等,总之,一切社会制度都可以包括在其中。      

    赵昺在这个时代,尽管有现代的思维方式和超前科技知识,但思想意思终归还是受到五千年传统文化的熏陶。而在流落古代后幼年也要被动学习儒家经典,他尽管对学习儒家经典十分厌烦和抵触,可也被洗脑似的灌输了大量的儒学知识。

    在儒学处于统治地位的环境下,赵昺学习的同时,也以‘批判’的眼光加以吸收和消化。他发现其实制度是儒家政治学的重要范畴,而非表面上所看到仅是以道德来教化百姓,约束人们的行为,当然这也是他们能够在百家争鸣的时代,击败诸多学派成为统治阶层的原因。

    因为在历史上,每一个新王朝的建立者,在其完成统一之际,必须立即着手收拾残破的局面,整合社会,恢复或者重建社会秩序。而天下初定,整合社会既靠政令,尤靠制度。这是因为制度是社会秩序的基础,而社会秩序是由制度安排的。

    制度的特点和优点是同一标竿、同一尺度。制度本身有可能是不公平的,但是,制度的标竿、尺度在其适用的范围内,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公平、划一的。因此,以制度整合社会,安排社会秩序,能够维持社会的大致公平,并保持其一贯性,从而也就能够奠定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

    所以“一天下”与“一制度”合起来,才是儒家眼中的真正的“大一统”。且必须从一开始就贯彻执行“一制度”的大政方针,这与现代社会依法治国可以说是相吻合的,也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

    “江南儒士如今所思所想与中原儒士大有不同,用之则难免产生冲突,以其让朝堂动荡,当然弃之不用最为简便!”赵昺看向刘因言道。

    他明白与制度上的统一,思想的统一是最难的,自己花费了多少精力,又打压了多少士人,得了多少骂名,才勉强让朝廷上的声音趋向统一。而南北儒士不论学术上,还是执政理念上的争执早在大宋开国就没有停止过,甚至数次党争中也有南北之争的影子。

    现下南北隔绝二百年,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学术和观念上有着巨大的鸿沟,要想将他们重新整合在一起,其中困难可想而知。当初赵昺想将那些依附于蒙元汉侯的儒士一同除掉,就是欲避免思想混乱产生的内乱发生。

    “陛下就因此而要断绝了中原儒士的前途,这未免过于武断了吧!”刘因听了缘由皱皱眉道,“外界盛传陛下崇法弃儒,以严刑厉法治国,而不重道德教化,吾尚有疑问,如今面见才知是实。而当下对中原儒士持有偏见,背离儒家正统,也必被民弃之。”

    “静修先生此言差矣!”赵昺言道,“《荀子·儒效》有言:法先王,统礼义,一制度,以浅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万,苟仁义之类也。……是大儒者也。其早在群雄争霸之事,就已经认识到天下必然一统,‘一制度’才是立国之本,怎能说朕已经背离儒学正统呢!”

    “孔圣重仁,孟子重义,用之得以传国。荀子明王道,倡礼、法,而李斯以其所学乱天下,乃至秦二世而终。”刘因反驳道。

    “始皇虽被后人视为暴君,不知攻守异数。但是其知天下一统‘一制度’的重要性,其实施的书同文,车同轨,以及统一货币和度量衡,推行中央集权和郡县制等,却是维护大一统行之有效之策。”赵昺喝口茶,递给刘因块点心道。

    “因此秦虽二世而灭,但是其制定并实行的社会制度却得以保留千年,为历朝历代所效仿。可见一制度”既是“大一统”赖以存在的基础,也是“大一统”藉以长久维持的不二选择。”

    “陛下所言甚是!”陆秀夫接言道,“汉代秦后,推行以儒治国,曾反对秦制的儒士却极力倡导‘大一统’,彼时的儒士更像是纵横家的游士们,公孙弘、儿宽、张汤、尹隽这般人,他们都凭借着政事练达显贵其时,而熟悉新儒学则是政事练达的条件。”

    “汉儒对传世儒学做出了新的解释,弥补了以法治国造成道德缺失的困境,使得任何朝政的变迁都获得了合理化的解释,并以此对君王的权威加以限制,借此完善了国家制度。可以说彼时的儒家已然异化成为吏治国家的儒家,建立起支撑此后千年的政治体系!”

    “可见思想并不决定位置,而是位置决定思想,汉儒爱好功成名就远甚于他们所使用的手段,而此正统已非彼正统了。”赵昺略带讥讽地笑道,“汉家走的其实是一条彻底吏治之路,正是秦制的延续,而非周制的复辟,表面上的黄老儒家法家其实都只是点缀和手段而已。开国时的分封用儒也不过是策略上的以退为进,而正是在这种稳健的政策下,汉的吏治才真正得以稳固。”

    赵昺的话可谓十分直白,等于扒掉了人家的遮羞布,让几人都有些尴尬。看看几人面色都不大好,他识趣的添火烧水,不再多言。而心中却是腹诽不已,自己说的已经够含蓄的了,事实上更为不要脸。

    若是以法治国秦只是确定了各项制度设计的表层工作,而号称开创以儒治国汉则真正赋予了吏治制度以内里灵魂。可汉帝国是以反对秦制而立家,因此即使行为上采取了比秦制更加严酷的手法,也能够至少在一段时期内避免道义的谴责。

    待等这种谴责终于不可避免时,帝国已经掌握了控制与镇压的手段,这种隐蔽的政治套路发生的十分隐蔽,却也为新帝国提供了生存之本。而儒士们在入汉后反而成了新制度的狂热辩护者,他们提出的“大一统”“天人合一”等名词远远超出了秦帝国时正统法家所能达到的理论高度。

    不过赵昺以为自己这个半吊书袋子都能看出其中的奥妙,那眼前的三位大儒也定然清楚。汉代的治法,无论是黄老或内儒外法又或者纯任儒学,这些情形都是时人就能清楚看见的,而作为后世的研究者,如果只知道当时人就知道的事实,对大变革时代的巨大隐线的视而不见,只把一些更加深刻的东西归因为少数统治者,那么这种肤浅的认识便是缺乏对事实的敏感度的结果。

    “陛下,历代以儒治国,也不无盛世频现。而以王道治国才可长治久安,以霸道施政终难逃一代而衰!”刘因怎能听不明白其中的变故,但仍然不愿放弃自己的坚持,似在挣扎道。

    “静修先生误会了,治国非是纸上谈兵,也非几句所谓圣贤之语就能实现理想,而是要因时而动,不能固守旧制。”赵昺言道,“儒学以内诚为主,以仁义礼智信为显,依靠儒学本仁的态度,至诚的思想境界,以此施仁政、教化百姓,那也需是和平盛世。而在人命如草芥的乱世,却无法平动乱,聚财富,需要的是以严刑厉法建立的制度!”

    “即便盛世来临,国制也应是霸道和王道的结合,治理国家注重实际而不是庙论,而许多大儒注重理论却缺少施政能力自然应当慎用。当然道德教化不应该忽视但必须有限度,恢复古制更不可取,周制早已不合于当下的社会实际,只能借鉴而不能照搬。”

    “难道制度就能实现社会公平,让百姓安乐,国家得以长治久安吗?”刘因只觉南朝皇帝的话虽然不多,但皆切中时事要点,让他难以辩驳,只能为维护儒家的尊严而反问道。

    “静修先生过于执拗了!”邓光荐看着眼前的刘因,仿佛看到初入仕途的自己,心怀大志,欲一展才华却与时事格格不入处处碰壁,暗自叹气插言道。

    “天下哪里有绝对的公平,但我朝皇帝欲建立起大致公平的社会制度后,上下统一,普天之下实施一制度。人无分男女老幼,地无分东西南北,皆必须共同遵奉同一的社会制度,这才是维护‘大一统’的根本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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