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长途汽车上，王加根不停地告诫自己：这次回家一定要控制好情绪，好说好商量，不发脾气，不争不吵，不哭不闹。无论王厚义和胡月娥是什么态度，自己都要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

    他甚至想，尽可能表现得调皮一点儿，痞一点儿，儿子在父亲面前，也没什么不好意思的，丢丑也是丢在家里。尽管这样，他对这次回家能否拿到钱还是没有底气。因为从白素珍反馈到他这儿的信息，王厚义对他的成见还是很深的。

    白素珍已经带着马颖来到了牌坊中学。母女俩住在加根的宿舍里。王加根这段日子不得不与方红梅同室而居。白素珍还是不理他，有什么话只对方红梅讲，由方红梅转达给他。

    白素珍告诉方红梅，杨岗法庭去找王厚义核实情况，王厚义竟然说加根他奶自杀是早就想好了的。老人家之前已经对加根讲过她不想活了，并且向加根托付过后事。加根之所以不愿意站出来作证，是因为白素珍承诺给他六百元钱结婚，被他妈收卖了。

    这简直是无稽之谈！加根对王厚义红口白牙地说假话非常生气。但回过头来一想，又不知白素珍说的这些是假是真。

    王厚义对杨岗法庭讲的话，白素珍又是如何知道的呢？她这段日子不是一直在白沙铺么？加根知道，为了激起他对父亲的仇恨，母亲是有可能编造事实、搬弄是非的——王厚义也经常干这样的事情。因此，他对父母讲的话，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信到什么程度，全凭他自己的分析和判断。

    马颖已经是小学一年级的学生。如果在保定，她早该去学校上课了。跟着妈妈回湖北这么长时间，已经耽误了不少课程。因为担心她掉课太多影响学习成绩，加根建议送她去附近的邹肖小学插班旁听。这建议由方红梅转达后，白素珍欣然同意。王加根就忙不迭地去找邹肖小学的校长和一年级班主任，顺利地敲定了这件事情。

    这段日子，白素珍住在牌坊中学也比较忙碌。她一天几趟地去邹肖小学接送马颖。回到王加根的宿舍，就关起门来奋笔疾书，写起诉状，写控告信。

    对于白素珍走火入魔一样地打官司，王加根也很无奈。他既不愿意偏向他妈，也不愿意偏向他爸，只能采取中立态度，随他们怎么去闹。他不止一次地申明，无论祖上留下的房产将来落入谁之手，他都一分钱不要。他只求和平安宁。

    王加根一路走，一路回想着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心里格外的烦恼和苦闷。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的终身大事会遭遇眼下这种局面。走到王李村口时，他碰到了皮匠三婆。

    皮匠三婆慌慌张张地告诉加根：“疯子又来了。”

    他知道“疯子”指的是胡月娥的前夫，没太当一回事，继续往家里走。到自家茅厕旁边时，看到他家大门口停放着一辆自行车。

    一个身穿黄色军大衣、剃着平头的陌生男子坐在门口的石凳上，正在与屋里的人讲话。

    王加根猜测，那陌生男子可能就是“疯子”。

    “疯子”说话有条有理，而且振振有词，情绪比较激动。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胡月娥跟他回家。初次见到“疯子”的人，很难相信他患有精神病。

    王加根拨开围观的人群，看见堂屋里坐着本家二爹、本家二婆、皮匠三爷和几个邻居。他爸王厚义则坐在大门口把守着，双手不停地剥着花生米。大家正一个劲地向“疯子”解释，说胡月娥不在家，带着两个小孩回娘家了，有的又说她去孝天城了。

    看见王加根，大家不约而同地与他打招呼。只有王厚义无动于衷，一如既往地剥花生米。

    本家二婆轻声提醒厚义：“加根回来了，可能还没吃饭呢。”

    “不管他！”厚义低声吼道，口气相当生硬。

    加根不知自己该不该进屋，站在那里相当尴尬。他耐心地听了一会儿“疯子”的胡话，又拨开人群离开了。他给胡太婆带回一盒蛋糕，准备给老人家送过去。另外，他想去村里的一位油漆工家里看看，咨询一下家具做油漆的事情。

    等他再次返回时，围观的人已经散了。门口停放的自行车也不见了，显然“疯子”已经走了。胡月娥带着两个小孩也回了，关在房间里不敢出来。

    堂屋里坐着本家二爹、皮匠三爷和他爸王厚义。本家二爹和皮匠三爷开始与加根搭讪，询问他的婚事准备得怎么样。

    加根便把婚礼的安排一古脑儿说出来，表面上是回答二位老人，实际上是说给他爸听的。

    王厚义一直没有吭声，闷声闷气地剥花生米。筛子里的花生剥完之后，他又拿起菜篮子，准备去自留地里扯菜。

    “厚义！”皮匠三爷叫住他，“加根的事，你要考虑呢。还有三天就办酒席，已经没有日子了。”

    “与我么事相干！他有一个有钱的妈，还怕结不成婚？”王厚义蛮横无理地揶揄道。

    “这是什么话？他毕竟是你儿子，你毕竟是他老子嘛。”

    “我没有他这个儿子！”厚义绝情的吼叫起来。

    加根忍无可忍，回敬了他爸一句：“这是你说的啊！”

    “是我说的！怎么了？”厚义气势汹汹地转向他儿子，“从今往后，老子跟你一刀两断！老子将来老了，动不得了，哪个龟孙子找你！你潜江的大伯和三叔，都叫我莫作你的指望。”

    又是潜江的大伯和三叔！

    加根算是彻底明白了，王厚义心里早有打算，根本就没有把他这个儿子当做一回事。即便是这样，他觉得该说的话，还是应该说清楚。

    “这是你做父亲的说的话！我今天特地回来与你商量结婚的事情，你竟然是这种态度。你没作我的指望，我也可以告诉你，我的婚事你不管，我照样可以结！”加根说完，转身就走。

    过了自家茅房，快到老宅旧址的时候，本家二爹和皮匠三爷都喊着他的名字追了过来。一人拽着他的一条胳膊，往回拉。

    加根委屈地哭了起来：“你们听听！他说的那些话，像个做老人的吗？王李村有第二个像他这样当父亲的吗？”

    本来抱着加花的王厚义听到这里，把加花塞给胡月娥，大声叫骂着，吼着凶着冲向儿子，挥舞着拳头要打他的人。

    本家二爹和皮匠三爷又放开加根，回转身去拦挡厚义。

    刚刚还一个劲地往村外走的王加根，见父亲凶过来要打他，他反而停下脚步，站在那里不动了。他显得非常平静，完全没有小时候那种胆怯和害怕的感觉。

    “狗日的！都是素珍叫他回来找老子闹的。你今天跟老子说清楚，不说清楚，就别想离开王李村。”厚义挣脱本家二爹和皮匠三爷的阻拦，一把揪住加根的上衣，扯掉了一颗纽扣。

    加根仍然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

    又有几个围观的乡亲赶上前来，帮助本家二爹和皮匠三爷，一起把王厚义推开了。

    加根这才慢腾腾地走出村子，前往孝花公路上的双峰管理区，去等候到花园镇的长途汽车。

    路上，他越想越委屈，泪水早已盈满了眼眶。

    这个时候，加根还是希望有人能够把他劝回王李村，或者听到王厚义来喊他回家。父子俩化干戈为玉帛，心平气和地谈一谈。能不能拿到钱已经不重要了，他现在唯一的希望是，不要在结婚的大喜日子里，闹得一家人都不开心。但是，没有人来追他。一直到他走上孝花公路，也没有人来劝他回王李村。

    他孤身一人站在公路边，等候着长途汽车。

    整整等了两个小时，既不见车来，也不见人来。

    太阳快落山的时候，王加根估计再也不会有班车来了。他横下一条心，壮起胆子，拦下了一辆大货车。好说歹说，司机才答应把他捎到花园镇。

    回到牌坊中学时，天已经完全黑了。

    白素珍问儿子，回王李村要了多少钱。

    王加根没有吭声。

    见儿子情绪低落，白素珍又开始给他打气：“有什么值得愁眉苦脸的？你未必还有什么求他王厚义的不成？”

    话虽这么讲，加根还是非常郁闷。也不仅仅是因为回王李村没有要到钱，从内心里讲，他不想与父母任何一方把关系搞得太缰。正如皮匠三爷嘱咐他的那样，手心手背都是肉啊！

    晚上，王加根几乎一夜没有合眼。

    第二天早晨起床时，他感觉头昏脑胀，眼睛发涩，上下眼皮像要粘到一起似的。因为上午有课，加根还是强打精神，到食堂买回馒头和稀饭，招呼他妈白素珍、小妹马颖、敬武和红梅一起过早。

    刚刚吃完饭，上课钟声就响了。

    王加根走进办公室，拿起讲义夹准备去上课。将走还未走时，他透过窗玻璃看到了他爸王厚义。

    厚义驮着一个大塑料编织袋子，低着脑袋，正朝加根的宿舍走。

    加根迅速把讲义夹扔在办公桌上，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往办公室外面跑，试图拦住他爸——因为他妈正在宿舍里洗衣服，照看着马颖写作业。还是晚了！王厚义已经推开了加根的宿舍门……

    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不过，值得庆幸的是，王厚义与白素珍并没有失去理智地打骂起来。

    王厚义把塑料编织袋子丢在房门口，很快地退了出来。

    白素珍则在王厚义退出房间时，“怦”地一声把门关上了。

    加根赶紧掏出钥匙，把他爸带到办公室另一头方红梅的宿舍里。

    厚义进门便泣不成声。他说，昨天一夜都没有睡着，今天五更就起床，往花园镇的方向走，走到周巷镇才搭上班车。

    因为急着上课，王加根不能久留。他怕父亲一个人无聊，又担心母亲过来两人发生冲突，于是回到办公室，找到后勤主任邹贵州和语文教研组长宁海涛，让他们放下手头的工作，到方红梅的宿舍，陪他父亲聊聊天。

    邹贵州和宁海涛愉快地答应了。

    王加根这才重新拿起讲义夹，一路小跑着赶到教室去上课。

    下课后，王加根再次回到方红梅的宿舍时，邹贵州和宁海涛还在与他爸厚义拉话。

    邹贵州提醒王加根：“你爸还没有吃早饭呢。”

    加根说他马上就去做。

    蜂窝煤炉子和锅碗瓢盆都在他的宿舍，加根不得不硬着头皮去见他妈。撬开已经封好的煤炉子，利用等待炉火燃旺的空隙，加根打开他爸带来的塑料编织袋子。里面装的是花生、红苕和蚕豆夹，都是责任田里的出产。

    “这些是带给你结婚的？”白素珍嘲弄地问。

    加根嘱咐他妈，今天切切不要闹，在学校里影响不好。

    白素珍还是那句话，除非王厚义不找她的麻烦。

    王厚义每次来学校时，都要喝点酒。王加根就想炒两个菜，但又怕白素珍不高兴。思想斗争了好半天，他还是炒了一盘蕃茄鸡蛋，拎起桌上的半瓶白酒，准备送到方红梅的宿舍。

    白素珍什么也没有说，只是在王加根走出房间时，恼火地打了马颖一巴掌。

    厚义没有喝酒，啃了几口馒头，就都放下了。他哽咽着诉说自己的难处：安葬两个老人扯的账还没有还清，今年收成又不好。虽说经济上帮不上儿子什么忙，他还是希望加根在牌坊中学举行完婚礼后，回王李村一趟。他准备在村里请几桌客，放一场电影……

    说完，就从口袋里摸出五十元钱，放在桌子上。

    “家里就这点儿钱了，算是我们的一点儿心意。”王厚义丝毫也没有愧疚之感地申明，“你要是嫌少，我们也没有办法。我回去了。”

    加根没有言语。他知道留他爸在学校里也不方便，于是搬出自行车，骑车送王厚义去花园镇坐长途汽车。

    当王加根送走他爸从花园镇返回时，白素珍对他大发雷霆。

    白素珍质问儿子，为什么和王厚义有那么深厚的感情？这种感情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难道真的像老话说的那样，有其父必有其子吗？

    加根无言以对。他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他妈提出的这个问题。

    白素珍不依不饶。她命令加根从今往后必须随她姓白，不准姓王。另外，在学校举行完婚礼后，不准回王李村。

    王加根觉得母亲不可理喻。

    他认为，如果一个人缺乏对法律的敬畏，缺乏对公共道德的认同和对乡俗礼规的尊重，那是极其可怕的。而在他眼中，他妈白素珍就是这样一个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或者说，为了出一口怨气，她可以什么都不管，什么都不顾，不择手段，不计后果，不顾及其他人的感受，不考虑身边所有人受到的伤害。这种歇斯底里和丧心病狂实际上是无知的表现。比方，王李村房产纠纷，如果全权委托给一个专业律师代理，绝对不会走那么多的弯路，更不会发生那么多荒诞不经、让人啼笑皆非的故事。而无知又无畏的白素珍，偏要按自己的意志去打官司，结果只能像没头的苍蝇到处碰壁。她现在一意孤行地下达的两条“命令”，实际上也是不可行的，也不合情理。

    王加根于是回答说，姓氏只是一个符号，并不能代表一个人的感情和爱憎，改不改没多大意义。更何况，他从小学到中学，从师范到参加工作，一直都姓王，人事档案是改不过来的。至于回王李村参加喜宴，他已经答应父亲了，现在没办法改口。如果他出尔反尔，让村里的乡亲们眼巴巴地等着，也有点儿不尽人情。

    白素珍听到这儿，火冒三丈，腾地站起身，猛地掀翻桌子。她手指着加根的额头，破口大骂，还扬言，要把加根父子俩的丑恶行径写出来，印成传单到处散发。

    叫骂声很快把隔壁办公室里的教师们吸引过来了。

    大家都劝白素珍冷静，有话好好说，不用这么大动肝火。气大伤身，大吵大闹会吓着了小丫头马颖。

    白素珍听不进任何人的劝告。

    她一边继续咒骂王加根不得好死，一边收拾着自己的东西，同时，命令儿子退还她那两百元礼金。

    教师们的劝解和方红梅的赔礼道歉，丝毫也不起作用。

    白素珍提起自己的行李，拉着马颖，只等着王加根还钱。

    王加根眼睛都气红了。他转身怒气冲冲地走出宿舍，来到学校财务室，找后勤主任邹贵州借钱。

    邹贵州犹豫片刻，还是让加根写了一张借据，给了他两百元钱。

    王加根拿着一大摞钞票，怒气冲冲地返回宿舍，扔在已经被方红梅扶起来的桌子上。

    白素珍从桌上拿起钞票，手指头蘸着唾沫，认认真真地清点了两次。确认无误后，就揣进自己的上衣口袋。然后，一手提着行李，一手拉着马颖，头也不回地走出了牌坊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