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天早晨，王加根和方红梅带上家里的全部积蓄，以及白素珍送的两百元礼金，又到学校后勤主任邹贵州那儿预支的下个月工资，两人高高兴兴地坐上南下的列车，按事先拟好的购物清单，去武汉购买他们的结婚用品。

    说起来好笑，所谓购物清单，也就是身上穿的和床上用的，唯一奢侈一点儿的东西，就是准备买两只皮箱。

    在汉口火车站下车后，乘公交车到中山公园，一下车到看到了闻名遐迩的武汉商场。两人兴致勃勃地走进商场，开始楼上楼下转悠，寻找要购买的东西。转过几层楼之后，他们感觉特别失望。并不是说没有想要的东西，而是价格实在太贵了。他们带来的钞票，根本就买不齐清单上的物品，连一半儿都难以买到。

    两人赤手空拳地走出武汉商场，站在门口商量了一会儿。

    方红梅突然记起上次去徐磊他大伯家时，徐磊他婶提起过，武汉商场附近有条享有“天下第一街”美誉的汉正街小商品市场，于是提议去汉正街看看。

    王加根有点儿犹豫，因为他听别人讲过，汉正街卖的都是“水货”。结婚用的东西，怎么能够买“水货”呢？

    “先去看看嘛！实在太水了，我们就不买。”方红梅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

    两人于是一路打问着寻找汉正街小商品市场。

    从解放大道转入武胜路，到京汉大道后，进入利济北路，穿过中山大道，进入利济路，再到沿河大道，这才看到汉正街。说是“武汉商场附近”，实际上走了快一个小时。

    汉正街真是名不虚传啊！这里的熙熙攘攘的场面，看得人眼花缭乱。来自五湖四海的生意人，操着不同的方言讨价还价，买进卖出，迎来送往。每一条街巷都被匆匆忙忙的打货人挤得水泄不通。

    王加根和方红梅跑了好几个门店，别人都说只做批发，不搞零售。拿着钱都买不到东西。好不容易找到一家愿意零售的商家，又发现东西确实很“水”。质量太差了！崭新的服装，有的扣子已经掉了，有的袖子已经脱线。

    “算了，还是去中南商业大楼看看吧。”方红梅又提出了新想法。

    她在湖北大学面授学习时逛过中南商业大楼，虽然不如武汉商场有名气，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卖场。只是有点儿远，在武昌中南路，与他们目前所在的汉口隔着长江。因为担心堵车，他们选择了去武汉关码头坐轮渡。在武昌中华路码头下船后，再转公交车前往中南路。

    到达中南商业大楼时，已经是下午两点多。跑了大半天，一样东西也没买，人累得够呛，肚子也叽里咕噜直叫唤，饿得几乎前胸贴到了后脊梁。找了家小餐馆，两人一人吃了一碗热干面，喝了免费的白开水。稍事休整，就精神抖擞地重新出发了。

    中南商业大楼的东西没有武汉商场那么贵，也不像汉正街那么“水”，比较适合他们这样的消费阶层。不过，方红梅对每一样东西还是精挑细选，确保物美价廉，让性价比发挥到极致。

    购物清单上的东西买齐后，两个人的腿都快跑断了。所有物品中，最奢侈的那对褐色皮箱花了八十多块钱。他们在商场的角落里找了块比较宽敞的空地，打开皮箱，把衣物全部装进箱子。一人拎着一只皮箱，前往武昌火车站赶车，准备打道回府。

    武昌火车站看上去不怎么大，周边的环境比较差，站前广场的地面坑坑洼洼，售票厅和候车室也很破旧，给人一种乱糟糟的感觉。北上在花园站停靠的列车，只有晚上九点半以后的。买好车票，他们到车站旁边的小餐馆，一人吃了一碗炒米粉，才走进候车室。

    候车室的长条木椅脏兮兮的，有些进站的旅客宁愿站着或者蹲在地上，也不愿意去坐椅子，更不愿意淘神费力去把椅子抹干净。王加根和方红梅要等两个多小时，站着蹲着肯定受不了。他们找了条相对比较干净的椅子，从口袋里掏出卫生纸擦了好半天，才勉强坐下。

    这时，候车室大门口走进来一个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男人。这人穿着破旧的黄棉袄和褪了色的蓝裤子，左脚穿着球鞋，右脚趿着塑料拖鞋。焦黄的头发如被风吹过的喜鹊窝。身上背着一个旧书包，左手拿着一顶草帽，右手拿着一个搪瓷碗。因为脸上很脏，根本看不出他的年龄和长相。他径直走向长条木椅，把搪瓷碗、草帽和旧书包放在一边儿，就仰面朝天地躺在椅子上。这个时候人们才发现，疯男人并没有穿内裤，唯一的蓝布裤子已经破得不成样子，裤管裂开几条缝，裙子一般。裤裆也撕开了，成了开裆裤，根本就遮不住羞丑。

    一个急于进站的旅客把吃剩的半个馒头丢在流浪汉身上。他马上坐起来，抓起馒头，放在鼻子下面闻了闻，挪开，又闻了闻，就扔在了地上。这一举动让王加根非常吃惊：都这样了，他还挑食呢。

    流浪汉扔掉馒头之后，拿起草帽放在大腿上，盖住裤裆里的羞丑。接着，用手去抠身上的伤疤，把手臂搁在椅背上蹭痒。这时来了一群年轻的小伙子，看见他敞开的裤裆，忍不住哈哈大笑。有几个还捧着肚子，蹲下身子，乐得直不起腰来。旁边年轻的姑娘和媳妇们则羞得满脸通红，躲避瘟疫一样的走开。

    流浪汉并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发笑。他看见一个旅客正在吃黄瓜，站起身来向别人讨要。吃瓜的旅客厌恶地把黄瓜扔在地上。他弯腰捡起来，一边狼吞虎咽，一边在候车室里到处游荡。

    “小方……嘿嘿嘿……你是小方。”流浪汉走过王加根和方红梅身边时，突然对着方红梅打起了招呼。

    王加根和方红梅惊得目瞪口呆。他们过细地瞅上瞅流浪汉的面容，天啊！这不是池松山吗？两人感觉到头皮直发麻。

    池松山却嘻皮笑脸地离开了，回到了他的领地。又躺在木椅子上，一会儿就打起了呼噜。

    ……

    坐上绿皮火车之后，王加根和方红梅的心情都很沉重。之前，他们已经听说池松山因为失恋和被退回方湾中学受挫，精神方面出了问题，但没有想到会这么严重。虽然因为过去的事情，方红梅对他有反感，但看到一个正常的小伙子变成这个样子，她还是感到非常难过。

    这都是爱情和婚姻惹的祸啊！

    在花园火车站下车时，已经是深夜十一点多。天黑沉沉的，闪着雷电，眼看就要下雨了。加根和红梅把皮箱扛在肩上，大步流星地往牌坊中学赶。走到通往邹肖村的机耕路上时，豆大的雨点噼噼啪啪地落了下来。前不挨村，后不着店。路上连一棵树都没有，找不到任何可以遮风挡雨的地方。没一会儿功夫，两人的衣服就全部湿透了，落汤鸡一般。脚下的泥土也很快松软，变成了粘性极强的黄泥巴。因为担心淋湿和损坏新买的皮箱，他们把皮箱紧紧地抱在怀里，步履艰难地奋力前行。

    回到牌坊中学时的狼狈相这里就不赘述了。好在皮箱的密封性很好，装在里面的衣物没有打湿。

    人们常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

    王加根和方红梅周日去武汉购物的经历，已经够倒霉的了，周一上班时，他们又遭遇了一件烦心事。

    下午召开全校教师大会，教导主任张仲华郑重其事地通报：“上礼拜，我对老师们批改作业情况进行了抽查，发现有个别语文老师改作业相当马虎。三月三十一号这一天，竟然批改了三十本学生作文。速度真是惊人啊！大家可以想一想，就一天时间，还要备课呀、上课呀，总得干点儿其他事情吧。从时间上分析，我们就不难想到，这个老师批改学生作文是很不认真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态度极不端正！”

    所有的语文教师都很紧张。大家从桌上拿起自己所任班级的的学生作文本，翻看批改日期。

    通常来讲，一个工作日批改三十本学生作文，的确有点儿困难。因为每篇作文改完之后，还得写评语，是很费脑子、很花时间的。只要是教过语文的教师，都有切身体会。要想达到这种速度，只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全天放下其他事情，一心一意批改作文；再就是走马观花地一目十行，敷衍了事，随便写几句评语，批个日期。

    大家都在一起工作，哪个教师批改作文认真，哪个教师批改作文马虎，大家心里都有数。王加根把目光投向最有可能“一天改三十本作文”的黄老师，结果黄老师在翻过作文本之后，表现出泰然自若、若无其事的样子。显然，黄老师不是张仲华批评的对象。就算他真的一天改了那么多作文，也不会实事求是地标注日期。他会把批改日期写成好几个不同的日子，绝对不会为领导检查留下把柄。

    王加根见此，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张仲华说的会不会是红梅？与此同时，他又否定了自己的这种猜测，因为红梅批改作文比他还要认真，每一个病句和错别字都会改过来，作文本往往是红彤彤一片。

    他把询问的眼光投向方红梅。

    方红梅安静地坐在座位上，阴沉着脸，眼睛里燃烧着怒火。

    听完张仲华含沙射影的批评，她突然站起身来。主动发言：“我想请教一下张主任，你知道三月三十一日是星期几吗？”

    张仲华一时答不上来。

    整个办公室鸦雀无声。教师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又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办公室墙上的挂历。

    方红梅不紧不慢地说：“你既然记不清，那我就来告诉你吧。三月三十一日是星期天。星期天大家都在休息，我一个人在办公室里改了一整天的作文，这有错吗？我是考虑到四月中旬要出去面授，还要忙结婚的事情，就想加班把作文批改完。如果你认为改得不认真，可以指出批改中的错误。凭什么那么武断地下结论，一天改三十本作文就是对工作极端不负责任？”

    张仲华脸涨得通红，被噎得哑口无言。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嗫嚅道：“是星期天吗？星期天也改不了那么多吧……”

    不少教师都埋下头，暗自发笑。

    “张主任，你既是学校领导，又是我的长辈。总不至于我曾顶撞过你，你就一而再、再而三地找我的麻烦吧！一个大男人，不至于心胸那么狭窄，连一点儿肚量都没有吧！”方红梅乘胜追击。

    张仲华恼羞成怒，又不知道该如何发泄。

    为避免冲突升级，丁胜安及时出面，转移了话题。会场上紧张而又尴尬的气氛暂时得以化解。

    散会后，王加根刚回到宿舍，体育老师程彩清突然跟了进来。他叫王加根去他宿舍一趟，说是有重要事情商量。

    王加根于是带上房门，跟着程彩清走向学校最南边的那排校舍。

    程彩清的宿舍里烟雾弥漫，好几个年轻教师都在里面。见王加根进来，大家递烟的递烟，倒水的倒水，表现得非常热情。

    接下来，就像商量好了似的，他们同仇敌忾，开始控诉张仲华的罪行。有的说他自私自利，什么好处都往自己怀里揽；有的说他妒贤嫉能，想方设法压制年轻人；有的说他品行不端，背地里调戏女学生……痛痛快快地骂了一阵儿，赵乾坤说，他准备以学校青年教师的名义向学校领导提建议，从下学期开始，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把学校教师分成四十岁以上和四十岁以下两个小组，每个小组负责同年级一个班的教学，平行班之间比着干。

    “我们就是要让张仲华看看，到底是中老年教师厉害，还是青年教师厉害。”赵乾坤进一步强调了此举的意图，“凭什么先进模范每年都是肖玉荣那些人？青年教师总是靠边儿站？”

    王加根觉得，这个建议虽然不错，但学校领导绝对不会采纳。

    “采不采纳是他们的事情，提不提是我们的事情。”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

    王加根只好说，大家怎么弄，他都不反对。要签字他就签字，要表态他就表态，但具体工作他可能没时间参与。现在结婚的事情，自学考试的事情，家里的矛盾纠纷，已经让他焦头烂额。大家对此表示理解，并且非常关心地询问他的婚事筹办得怎么样。

    王加根回答说，家具已经在方湾打好了，只是来不及做油漆。

    “来不及做油漆就不做，就这样拖到学校来。”

    “可是红梅她爸妈又觉得，新房里没有新家具不像个样子。”

    “但没有做油漆的家具摆在新房里，通房白也不吉利呀！”

    “就是。先把家具放在小方家里，等结婚之后，随便挑个日子再去拖回来。”

    ……

    大家七嘴八舌，议论纷纷，让王加根无所适从。事实上，他对新房里有没有家具并不是特别在意，眼下最发愁的，是筹办婚宴的钱还没有着落。就算只请三桌酒席，买鱼买肉，买烟买酒，买糖果和各种蔬菜，怎么也得一百多块钱，但从武汉回来之后，他已经身无分文了。

    本来，王加根是计划用白沙铺大舅送的礼金，以及牌坊中学教师交的份子钱筹办婚宴的。白大货和沙桂英曾承诺送他们一百元钱。另外，按照牌坊中学的惯例，学校教师婚丧嫁娶红白喜事，大家每人会送三元钱的份子钱。加根和红梅是双职工，大家会加一块钱，送四元钱的份子钱。全校二十多个老师，总共可以收八十多元的礼金。

    这两笔钱加在一起，办三桌酒席也就差不多了。可现在的情况是，教师们的份子钱收得差不多了，但白大货承诺的礼金还没有到位。

    加根又不能主动开口去向他大舅讨，那像什么样子嘛！

    下个月的工资已经提前预支了，白素珍给的两百元钱用完了，王加根感觉自己再也想不出其他的办法。为了弥补这一百多块钱的缺口，他决定回王李村去找王厚义。

    身为父亲，在儿子结婚的时候，他总不至于一毛不拔吧！他未必真的会眼看着自己的儿子丢人现眼而见死不救？如果我王加根办不起婚宴被别人戳脊梁骨，被别人看不起，这也是在打他当父亲的脸啊！难道他王厚义连这么一点儿亲情都不顾？

    带着这一系列的疑问，抱着微乎其微的希望，王加根坐上了回老家王李村的长途汽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