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加根骑自行车赶上方红梅后，就主动放慢速度，拨动铃铛，示意方红梅上车。

    方红梅犟了一会儿，最后还是坐到了自行车后架上面。

    从牌坊中学到邹肖村的土石路上，王加根骑得很慢，怕车子颠簸。穿过邹肖村，上了水泥路面，他就明显加快了速度。

    置身于秋天的田野，他的心情逐渐开朗起来。

    放眼望去，碧绿的秧苗一望无际，其间夹杂着金黄色稻谷——那是等待收割的中稻。池塘里的荷叶郁郁葱葱，点缀着粉红色的荷花和陀螺大小的莲蓬。早地里的棉花，结满了沉甸甸的棉桃，有的已经炸开，露出洁白的棉絮。芝麻一棵棵笔直地立着，绿叶和白花交相辉映，身上结满棱形的蒴果。红薯地里杂草丛生，有的已经被挖掘起来，一蓬蓬地堆放在田间地头。最打眼的还是鹤立鸡群的高粱，红的穗和绿的叶在秋风中摇曳。

    为了缓和气氛，王加根骑车时嘴不闲着，说的却是看电影的事情。

    他说，小时候除了盼望过年，平时最迫切的愿望就是看电影。每逢村里放电影，便如过节一般喜气洋洋。家家户户早早地吃过晚饭，太阳还没有下山，就搬出自家的板凳，到禾场上去占位子。兴奋而又焦急地等待着电影开演。电是发电机送的。每听到那轰隆隆的声音响起，看到放影机旁的电灯亮起来的时候，整个禾场就会沸腾起来。大家欢呼雀跃，喊着叫着要前面的人在座位上坐好，等待着那块洁白的银幕上出现活动的画面……更多的时候，是到邻村或杨岗街上看电影。这样的日子，往往是大人小孩结伴而行。大家走在曲曲弯弯的田间小道上，前呼后应，一路欢声笑语，别有一番情趣。有人踩着水蛇了，吓得一声惊叫；有人掉进水坑了，传来一阵恼骂。但所有的不快，都会在电影开演时烟消云散。也有消息没有弄准的时候，到了那里扑了空，白跑一趟，扫兴而归。

    去杨岗街上，一般是为了看好影片。像《闪闪的红星》《红湖赤卫队》《卖花姑娘》这些轰动一时的片子，即使杨岗街上，往往也是放跑片。所谓跑片，就是同一部片子同一个晚上要在好几个地方巡回放映。为了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王加根在杨岗街上整整等了一通宵。电影放完时，东方已露出了鱼肚白。杨岗街上没有影剧院，放电影是在露天里。露天电影场正好建在一个山坡上。银幕在最下边的舞台上。看电影时不用带凳子，只要大家规规矩矩地坐在草地上，都能看得见。但人一多，秩序一乱，也容易出事故。王加根清楚地记得，放映朝鲜故事片《卖花姑娘》那天，电影场上人山人海，整个山坡被挤得水泄不通。他没有占到地盘，只有坐在农户人家的窗台上看。电影结束散场时，突然发生了骚乱。大片人被挤倒。哭嚎声、叫骂声响成一片。结果，有两个小孩在这次骚乱中被踩死了……

    “现在多好！看电影能够坐在宽敞空旷的电影院里，电影票又是单位买的，不用自己掏钱。”王加根触景生情地发着感叹。

    方红梅还是不理他，一直没有搭腔。

    到了花园电影院，王加根把自行车锁在街道僻静处，紧挨着一根电线杆子。然后，和方红梅一起进场。因为是集体买的票，座位的前后左右都是熟悉的面孔。大家互相打招呼，嘻嘻哈哈地就座。

    第一部影片是《香港一百天》。电影放到中途，突然停电了。整个电影院黑漆漆一片。头顶上和墙壁上的电扇也不转了，又闷又热。观众们叫苦连天，口哨声和咒骂声此伏彼起。

    王加根怕方红梅受热，叫她去入口处的大厅里转转，那里人少，空气流通，凉快一些。

    方红梅坐在座位上没有动。

    王加根再次劝说时，她突然火了，吼道：“要去你去！”

    王加根无奈，只有陪在老婆身边，耐心地等候。

    过了十来分钟的样子，电影银幕前面才亮起了一盏昏暗的电灯，喇叭里开始播放流行歌曲《我的中国心》。

    王加根情不自禁地随着音乐小声哼唱起来。

    “神经病！”方红梅狠狠地挖了他一眼。

    王加根知趣地闭上嘴巴，停止哼唱，但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完全没有了看电影的兴致。

    “我怎么得罪你了？我干了什么让你讨厌的事情？你凭什么对我这也看不惯，那也不顺眼？”他真想大声地质问方红梅，以排遣心中的郁闷，发泄满腔的愤怒。不过，他还是忍下来了，没有发作。

    《香港一百天》放完之后，是戏剧电影《五女拜寿》。

    这种影片年轻人大多不太喜欢。放映没一会儿，很多观众纷纷离场。赵乾坤和他老婆小潘抱着小孩从加根夫妇面前经过，也准备出去。

    王加根见方红梅在座位上昏昏欲睡的样子，估计她也没多大兴趣，于是好心好意地提议：“算了，我们也不看了。回去吧！”

    方红梅置若罔闻，没有理他。

    王加根又重复了一遍。

    “要走你走！”

    是可忍，孰不可忍？王加根真是忍无可忍，恶狠狠地骂了一句“贱东西”。本想站起身离开，但想了一下，还是坐在座位上没有动。不过，接下来他只看到银幕上有人影儿晃动，完全不知道是什么内容。

    好不容易熬到电影放完，两人才别别扭扭地走出花园电影院。

    中山街上车水马龙，行人熙熙攘攘，根本没办法骑车。王加根推着自行车跟在方红梅的后面，一前一后往花园火车站的方向走。他们准备走火车站的人行天桥过铁路，这条路回牌坊中学最近。

    在火车站门前广场上，王加根看到路边有卖老鼠药的地摊儿，记起家里的老鼠药用完了。无人居住的新房里是少不了这东西的，不然的话，搬进去的那些物品就会被老鼠糟蹋得不成样子。

    他停下脚步，叫方红梅在前面等他，然后支起自行车，蹲下身子挑选老鼠药。老鼠药有用红颜色纸包着的，也有用绿颜色纸包着的，价钱一样，都是一角钱一包。他不知道该买哪一种好。

    卖药的老头告诉他，绿纸包的是让老鼠吃的，红纸包的是让老鼠闻的。下药时，必须把两种药混合在一起，这样效果最好。

    王加根于是一样买了四包。付过钱，就赶紧骑车去追方红梅。

    人行天桥通常是供旅客进出站用的，而花园火车站的人行天桥有点儿特别。这座天桥的正中央有一道铁栅栏隔开，把天桥分成两半儿。一半儿供上下车的旅客使用，另一半儿的两端直接连到火车站外面，供路人通行。

    上天桥和下天桥全部是台阶，自行车通行不怎么方便。上天桥时，王加根把自行车的后轮提起来，让前轮着地，一蹦一蹦地往上推；下天桥时，他的双手得死死地拉住车龙头，以防自行车下溜，时不时还要带一下手刹。过天桥没一会儿，他就赶上了方红梅。

    方红梅嘴巴子噘得老高，不过，还是坐到了他的自行车后架上。骑上水泥路面，王加根实在忍不住，就问方红梅今天为什么不高兴。

    方红梅没有回答。过了一会儿，竟然抽搐着哭了起来。

    她哽咽着问：“你说，今天是什么日子？”

    加根怔了一下，回答：“今天九月十号，是国家规定的第一个教师节。”

    “那农历呢？”方红梅进一步提醒。

    农历？王加根真没怎么关注。

    方红梅声泪俱下，哭得更伤心了：“今天农历七月二十六，是我的生日。结婚才几个月，你连我的生日都不记得了。”

    王加根这才恍然大悟。

    难怪方红梅一整天都闷闷不乐！难怪她中午执意要吃面条！生日吃长寿面，是长命（面）百岁的意思。千百年流传下来的习俗，自己怎么就没有明白她的暗示和提醒呢？

    “该死！真是该死！”他轮起右手，狠狠地抽了自己一嘴巴。因为一只手握龙头，搞得自行车晃了好半天。

    他赶紧向老婆道歉，臭骂自己不是东西，又说了一大堆好话，方红梅的情绪才逐渐稳定下来。

    谈恋爱的时候，方红梅每年的生日他都记得清清楚楚，怎么刚刚结婚，就把老婆的生日忘记了呢？未必，结婚真的是爱情的坟墓？长此以往，他们会不会变得和程彩清夫妇一样，动不动就吵架打骂？

    进学校大门时，他们看见门卫老宁正在与英语老师邹金桥聊天。

    今天不上课，邹金桥怎么到学校来了？不会也是去程彩清家里抹牌赌博吧？王加根有点儿纳闷。他知道金桥平时不怎么喜欢抹牌，对赌博也没什么兴趣。

    休息时间不在家里好好呆着，到学校里来干什么？

    邹金桥是邹肖小学民办教师。虽说这个学期才来牌坊中学代课，但王加根对他并不陌生，已经听到过不少有关他的传闻。

    邹金桥家住邹肖村，在家里是独苗。他父母一生只养了他这么一个儿子，自然把他当成心肝宝贝，也惯出了一些坏毛病。

    从小到大，他好吃懒做。在家里横草不拿，直草不拣。高中毕业后，回村里当了民办教师，又娶了邻村一个女子做老婆。结婚最初两年，夫妻俩感情尚可。时间一长，就有了不和谐的声音。据村里人和熟悉他家情况的人讲，主要还是由于邹金桥嫌弃他老婆引起的。他一会儿说他老婆不孝顺，不守妇道；一会儿说他老婆不勤快，不会理家；一会儿说他老婆不会打扮，土里土气的……

    “他这都是胡说八道！”谈起邹金桥的家庭，与他同村的邹贵州总是显得愤愤不平，“他老婆要多贤惠就有多贤惠。长得也漂亮，比他牌面强多了。恰恰是他这个大男人，长得牙齿暴暴的不说，还没有人味，不做人香！”

    邹贵州说，金桥当民办教师时，工资总是一个人拿着用，从来不交给家里。他老婆有时来了月经，没有钱买卫生纸，不得不向公公婆婆伸手。金桥总是西装革履，打扮得油头粉面的，还在衣服上喷香水。见到年轻女人就酸眉醋眼，认得的，不认得的，都厚颜无耻地与别人打招呼，点头哈腰，说些不堪入耳的骚情话。特别是到牌坊中学来当代课教师之后，他又不是班主任，却动不动就到女学生家里去走访。深更半夜在外面鬼混，每天都是十一二点钟才回家。学校里给他分了宿舍后，他有时就一个人睡在学校里，夜不归宿。暑假期间正值农村“双抢”，又要割谷，又要插秧，金桥他爸和他老婆都在畈里忙，他却躲在学校睡大觉。

    邹金桥只有高中文凭，但英语成绩不错。邹肖小学办戴帽初中的时候，他一直担任英语教师。去年，牌坊中学因英语教师不足，曾打算把他聘来代课，但社会上流传他生活不检点，有作风问题，学校领导才放弃了用他的计划。今年，不知为什么又把他聘过来了，还让他到毕业班把关，教初三年级两个班的英语课。

    王加根和方红梅在门房前面停下脚步，听到门卫老宁与邹金桥聊天的话题，似乎与老鼠有关。

    “你说狠不狠哟！”老宁满脸通红地诉说，“我中午没吃完的饭菜放在桌子上，还用罩子罩着。刚看完一场电影回来，饭菜就被老鼠糟蹋了，连罩子都被掀到地上。白天都敢出来偷吃，你说狠不狠哟！”

    听说是这事，王加根马上从口袋里抓出一把老鼠药，挑了一个红纸包和一个绿纸包，递给老宁。说：“我正好买了几包老鼠药，不晓得效果怎么样？你拿两包去试试吧！”

    老宁连声致谢，接过了老鼠药。

    “红纸包是吃的，绿纸包的是闻的。两种药要混在一起下，这样效果好一些。”加根现趸现卖，把售药老头教给他的秘诀传授给老宁。

    邹金桥听到这儿，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他对王加根说：“你上当了！什么吃的呀闻的呀，这两种颜色纸包的药，只有一种是真的，另一种是假的。卖老鼠药的都是这样真假搭配，然后让你混在一起下，一样可以把老鼠毒死，但他一包真药卖了两包的价钱。”

    王加根这才如梦初醒，觉得邹金桥的话非常有道理。

    真是无商不奸啊！连卖老鼠药的都这么狡猾。究竟哪一种是真药哪一种是假药呢？他又没办法分辨。还是只有听从卖药老头的建议，把两种药混在一起下。

    回到厨房兼卧室，王加根拎起炉子上的烧水壶，准备撬炉子做饭。很不幸，蜂窝煤眼儿全部是黑的，一点儿红光也没有——中午走得太急，他忘记了封炉子。

    王加根只好把炉子提到办公室门口，用铁撮箕装了些木柴、旧报纸和煤块出来，重新开始生炉子。

    恰在这时，又停电了。

    薄暮中的校园瞬间暗了下来，显得非常安静，死气沉沉的。

    方红梅早已饿得肚子叽里咕噜乱叫，也只有望炉子兴叹，饥肠辘辘的帮忙准备饭菜。

    这段日子，她厌食、嗜睡、反胃、呕吐的毛病神奇地消失了。而且胃口大开，饭量明显增大，总想吃鸡鸭鱼肉之类的荤菜。见到别人吃什么新鲜玩意儿，她就馋涎欲滴，恨不得跑过去抢。肚子饿得也特别快，一日三餐似乎已经不能够满足她的要求。难怪社会上骂某人嘴馋，就说“像害伢的”。

    怀孕的女人都是这个样子吗？

    方红梅在房间里点了只蜡烛，借着昏暗的烛光切肉，削冬瓜皮，掰豇豆，剥大蒜。炒菜前的准备工作做得差不多了，敬武也从外面回来了，但炉子还是没有生着。

    炉膛里的木柴都成了灰烬，煤球却没有燃烧起来。方加根面对不争气的煤炉子，气急败坏，但是一点儿办法也没有。

    “把菜拿到食堂去炒吧！我实在太饿了。”方红梅提议。

    王加根稍作迟疑，也别无选择，只得放弃重新生炉子的打算。他和方红梅一起回到屋里，拿的拿盘子和碗，端的端切好的菜，前往学校食堂去借灶做饭。

    因为筹办中午的“鸿门宴”过于劳累，散席之后又收拾了半天残局，清洗杯盘碟筷锅碗瓢盆，三个炊事员都没有去看电影。中餐和晚餐，他们享用的是客人们没吃完的饭菜和没喝完的白酒啤酒。虽是残羹剩饭、残杯冷炙，但汇集起来还是挺丰盛的。三个人吃得津津有味，喝得红光满面。酒足饭饱之后，还美美地睡了一觉。

    王加根和方红梅来到食堂时，只看见聋子聂师傅一个人在烛光下洗碗。小朱和肖金平在隔壁下跳棋。

    听过借灶炒菜的要求，聂师傅二话没说，赶紧把锅洗干净，把灶膛的火点燃，又拿出学校食堂的油和盐，叫他们随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