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吃过早饭，白素珍骑着自行车去上班。

    路上车水马龙，一片繁忙景象。汽车、摩托车、自行车、人力三轮车和行人混杂在一起，行进速度很慢。

    白素珍推着车子走过一个十字路口，刚刚重新上车，就被后面冲过来的一辆自行车撞翻了。她连人带车倒在路上，感觉两眼金星直冒。自行车也倒在她身边，后轮子还在不停地旋转。

    撞她的是个年轻小伙子，因为车速太快，冲出好远才把车子停下来。他扶着自行车，呆若木鸡地站在那儿，想走又不敢走，口里说自己上班要迟到了。

    白素珍带着哭腔责问他：“迟到了又怎么样？你总不能撞了人，就这样走了吧？”

    围观的群众也纷纷谴责那个小伙子。

    保定制线厂生产科长张瘸子这时正好从后面骑车过来。他吼了那个小伙子一句，命令他把白素珍扶起来。

    小伙子赶紧架好车，跑到白素珍身边，一边扶她，一边说对不起。

    “怎么样？需不需要去医院？”张瘸子关切地问白素珍。

    她站起来试着走了走，又活动了一下筋骨，感觉没太大问题，就训斥了那小伙子几句，叫他以后骑车不要那么冒冒失失的。

    小伙子点头称是，逃跑似地离开了。

    张瘸子见此，也骑上自行车继续赶路。

    白素珍再也不敢骑车了，只好推着车子慢慢地行走。

    到工厂后，她上午坚持干了半天活儿，下午又坐着包了半天线，一直坚持到下班。

    回家之后，她感觉屁股和尾骨痛得实在难以忍受，就让老马骑上自行车，送她去医院看医生。

    经x线影像检查，她的尾骨已经脱位，而且比较严重。

    医生建议她住院治疗，平时少坐少站立，尽量躺着。并且说，像她这种情况，至少要休息一百天，能不能上班，视情况而定。

    到保定制线厂上班才一个多月，就遇到这么倒霉的事情，白素珍内心的郁闷可想而知。

    虽然有病历和医生的休假证明，但她还是惶恐不安，害怕制线厂领导不批准，工人们对她另眼相看。如果真的休假，又担心单位不开病休期间的工资，而且害怕自己的岗位被别人顶替了。

    老马安慰她说：“你是上班路上摔伤的，应该算工伤。他们没有理由扣发你的工资。”

    “规定是规定，可谁知道他们会不会执行。”白素珍每想起这件事情，总是提心吊胆。

    可不管怎么说，身体还是第一位的。她大着胆子在家里休息，有一个多月没有去厂里。

    这一个多月，工作单位对她不闻不问，既没有派人来探望，也没有通知她去领工资。

    快两个月的时候，白素珍实在不敢继续在家里休息了，勉强支撑着身体，来到保定制线厂。

    果不其然，正如她所担心的那样，厂里对她病休期间的工资一分钱也不开，还把她从包装车间调回到三车间，要她重新去干挡车工。

    从班组长那里听到这个消息，白素珍马上去找车间主任。说明自己是在上班路上受的伤，厂里这么做不妥当，对她不公平。

    车间主任问：“谁能证明你是在上班路上受的伤？”

    “张瘸子！”白素珍果断地回答，“他那天上班就在我后面。看见我被别人撞倒了，还命令那个撞我的小伙子把我扶起来。”

    “那你去找张瘸子吧！”车间主任不怀好意地笑了笑，“停发你工资的通知就是他下的，让你回三车间的决定，也是他作出的。”

    听到这儿，白素珍转身就走，怒气冲冲地直奔生产科。

    见到张瘸子，她劈头盖脸就问：“是你让他们不发我工资的？是你让我回三车间当挡车工的？”

    张瘸子没有应声。

    “你亲眼看见我在上班的路上被别人撞倒，你明知道我年龄大了，眼睛又不好使，干不了挡车工，为什么还要这么做？”

    张瘸子说，这是龙厂长作出的决定，他只是下达通知。

    白素珍于是又气冲冲地去找龙厂长。

    龙厂长听过她的诉说，叫她去楼上找分管生产的副厂长岳威。

    白素珍把“岳威”听成了“叶威”。因此，在与岳威的交谈过程中，她一直称岳副厂长为“叶副厂长”。

    “这事你去找龙厂长吧！”岳威不耐烦地对她说。

    白素珍一听就火了：“龙厂长让我来找你，你又让我去找龙厂长。你们这些当领导的，总不能把我当成皮球，踢过来又踢过去吧？”

    “谁把你当皮球踢了！”岳威恼羞成怒，“不错，我是分管生产的副厂长。但你从三车间调到包装车间，也没有通过我呀！你进厂也好，调换车间也好，我连信儿都不知道，你还不是照样把事办成了？以后凡是涉及到你的问题，你直接去找龙厂长解决！”

    “叶副厂长，你是不是有思想情绪啊？”白素珍直截了当地问。

    “我有什么思想情绪？莫名其妙！”

    “那我工作上的事情，你总得给个意见吧。”

    “怎么没给意见？意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叫你到三车间去上班，是你不服从安排！”

    “可你明知道我年纪大了，眼睛高度近视，干不了挡车工。更何况，我又刚刚摔伤了，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没办法上那班啊！”

    “没办法上班，你就回家休息！医生不是建议你休息一百天么？你还可以休息四十多天嘛。”

    话不投机，再争论下去也没什么意义。

    白素珍于是向“叶副厂长”告辞，退出了他的办公室。下楼之后，她本想再去找龙厂长谈谈，但思考了一会儿，又改变主意，径直走出了厂部办公楼。

    去哪儿呢？班组长推车间主任，车间主任推生产科长，生产科长推厂长，正副厂长之间又互相推，自己仿佛成了没人要的“臭狗屎”。想到这一点，白素珍就感到悲哀，心情坏到了极点。

    自随军以来，她先后换过好几个单位。不论从事什么工作，她都能够任劳任怨，埋头苦干，从不偷奸耍滑，投机取巧。时不时，还会得到领导的表扬，同事们的评价也比较高。可如今，怎么会混到如此地步？自己才四十三岁，未必就成了废物一个？

    还是回家吧！只有家里需要她。老马离不开她，小女儿马颖少不了她。菜地等着她浇水，鸡等着她喂食，成堆的家务活等着她干。或许，她命里就该当个家庭主妇，不出门工作。

    是啊，自己干嘛一定要出来工作呢？

    加枝出国了，马杰和马红上班了，他们都能够自食其力，并且有了他们的小家庭。老马工资又高，看门还有补贴，加上种菜和养鸡的收入，养活她和两个小的应该没多大问题。即使捉襟见肘，大不了降低生活标准，吃的穿的差一点儿，总比在外面受这样的窝囊气要强。可是，回想起养病期间的生活，她又显得底气不足。一个人呆在家里的日子，寂寞难耐，无聊至极，相当没意思。用度日如年来形容，丝毫也不为过。看来，一个人出门工作，不仅仅是为了拿几个工资，还有劳动和集体活动带来的充实与快乐，以及参与社会生活的存在感。

    回到家里，她把自己在厂里的遭遇一古脑儿说给老马听。

    老马既生气，又着急，骂了一阵娘，唉声叹气了好半天，却想不出解决问题的好主意。

    “要不还是去找税务局的刘局长，让刘局长帮忙出主意？”他试探地问。

    白素珍欣然同意。

    她同时提出，这次去刘局长家，绝对不能空着手。她到制线厂工作，虽说是朱股长具体在经办，但主要还是刘局长安排的。上次为了进包装车间，他们给朱股长送了一篮子礼品，给龙厂长送了两瓶刘伶醉酒和一条石林烟，但还没有上过税务局刘局长的家门。

    “其实真正应该感谢的人是刘局长！朱股长和龙厂长都是看刘局长面子才帮忙的。”白素珍一针见血地指出。

    基于这种考虑，她在家里翻箱倒柜，找出了女婿张国强孝敬他们的两瓶酒：一瓶西凤酒，一瓶五粮液。拎上这两瓶品牌不同、包装不一样的好酒，夫妻俩风风火火地赶往税务局刘局长家。

    刘局长听过白素珍的诉说，对她的遭遇深表同情，觉得她提出的要求并不过分。

    “这样吧！你们还是把龙厂长、岳威和张瘸子请到家里吃一顿。交流交流感情，缓和一下紧张局面。如今办事情，很多都是在酒席上敲定的。”刘局长老于世故，很精明地提出了这样的建议。

    老马和白素珍表示同意，又担心客人不领他们的情，不接受邀请。

    “你们在家里备好酒菜就行了，我让朱股长去请他们。”刘局长果断地说，“就定在明天吃晚饭。”

    “行！”老马和白素珍异口同声地答应。

    第二天，老马正好轮休，夫妻俩吃过早饭，就骑上自行车去农贸市场，按照事先拟好的菜单买菜。转悠寻找，货比三家，讨价还价。把该买的东西都买齐时，花了近两个钟头。

    回家后，迅速开始打整。杀鸡剖鱼，切肉剥虾，挑拣和清洗各种蔬菜。那种重视程度，丝毫也不亚于筹备一顿丰盛的年夜饭。

    下午四点钟，是刘局长定好派朱股长去制线厂接客的时间。

    白素珍也在同一钟点儿系上围裙，开火下厨。

    老马被她呼来唤去，跑前跑后地打下手。

    夫妻俩累得满头大汗，整整做了二十个菜，但菜全部做好了，客人却没有来。一直等到下午六点钟，依然没见到税务局朱股长和制线厂的领导。

    白素珍坐在沙发上，伤心委屈，泪水哗哗直淌。

    老马更是坐立不安，不停地搓着双手。只要听到外面传来摩托车的马达声，他就要到阳台上去看看，甚至跑下楼，到干休所大门口观望。

    到了晚上七点钟，基本上可以确定客人不会来了。

    白素珍只好打发马军去他姐夫家，请马红和张国强来帮忙吃菜。

    马军刚出门，家里又来了一个不速之客——素珍的二弟二货。

    二货被他们的父亲送人后，已经改随养父姓肖。在肖港长大成人，结婚成家，并且一口气生下了六个女孩和一个幺儿子。老的老，小的小，一大家子人完全靠他和老婆养活，日子艰难不说也可以想到。

    两年前，二货来保定找过白素珍一次。当时他拎着一个大帆布提包，提包里装满了成条的香烟。他说自己在做香烟生意，想把提包暂时寄存在姐姐家里。白素珍看到那么多香烟，吓得不得了，心里也犯嘀咕。二货虽说是她的亲弟弟，但毕竟他们没在一起生活过，又有这么多年没见面，谁知道他如今是个什么样的人？她担心二货不务正业，害怕那些香烟是偷来的，如果放在她家里，弄不好将来会背个窝藏赃物的罪名。于是就扯了很多客观理由，婉拒了二货的要求。二货失望地离开后，就再也没有来找过她。

    时隔两年多，二货再次出现，确实让白素珍大吃了一惊，也非常高兴。毕竟她劳累了一天总算没白忙活，那些菜还能派上用场。

    马军把马红和张国强接来之后，大家就团团围坐，开始享用这顿丰盛的晚餐。

    席间，二货显得特别活跃，一会儿向姐姐姐夫敬酒，一会儿找外甥们碰杯。至于外甥女婿张国强，更是成了他最强有力的拼酒对手。看得出二货心情特别好，兴致特别高，与上次来这里判若两人。酒酣耳热之际，他的话也多了起来。

    二货说，这两年他其实并没有离开bd市，一直在保定城和周边的几个县城里倒腾香烟生意。两年下来，他赚了七万多块钱。在老家肖港建了两栋楼房，家里的大人小孩住的再也不像以前那么拥挤了。他老婆在家里种责任田，他在外面跑生意，六个女娃全部在学校里读书，一个上高中，两个上初中，三个上小学。最小的幺儿子还没到上学的年龄，在家里由爷爷奶奶带着。

    白素珍佩服二弟有本事，居然能够养活这么大一家子。

    “什么有本事？还不是生活逼的。”二货谦虚地说，“十几张嘴巴要吃饭，总得想法子不让人饿死啊！”

    “你干嘛要生那么多？”白素珍不解地问。

    二货露出一脸的苦笑：“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被形势所逼。姐你也知道，我现在的爸妈是因为没有生育，才收养我的。养我的目的就是传宗接代，免得肖家断了香火。我结婚之后，生男孩就成了义不容辞的职责。可天不随人愿，头胎是女孩，就下决心生第二胎。第二胎又是女孩，于是又生第三胎。就这样，一连生了六个女孩。每生一个女孩，我爱人就要大哭一场，全家人就要愁眉苦脸好些天。那时我们夫妻俩已经下定决心，不生男孩誓不罢休！一直生到不能生为止。还好，皇天不负有心人，第七胎总算生了个带把儿的。”

    “都是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在作怪！生女孩就不算接香火？”白素珍毫不留情地批评二弟。

    “没办法，农村都是这个样子。”二货无奈地回答。

    “生那么多，你就不怕养不活？”

    “怎么不怕？生一个就要担心一回。但事是死的，人是活的。活人总不能让尿憋死。既然想活人，就逼着我们去想办法。”二货吃了几口菜，继续侃侃而谈，“死守在农村里种那几亩责任田，肯定养不活这么一大家子。又不能去偷去抢，就得想其他的门道儿。好在我们赶上了好时候，中央的政策放宽了，不再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鼓励长途贩运，不再乱扣投机倒把的帽子，我才有机会出门做生意。”

    “看来做生意来钱就是快。你两年时间居然赚了七万多块钱！我们辛辛苦苦上一年班，连一千块钱都拿不到。还要受这限制那限制，为了换个好一点儿的岗位求爷爷告奶奶，不晓得要挨多少霉，受多少气！”白素珍联想起自己的遭遇，不无羡慕地感叹道。

    “做生意也有赔钱的时候，并不是稳赚不赔啊！”二货谈起生意经，又打开了话匣子。

    他说，做生意要有本钱，要胆子大，还要信息灵，得到的信息要快、要准。诸如此类的经验，说了一大堆。

    可在座的人都不做生意，没什么兴趣，听得也不是那么认真。

    白素珍趁机转移话题，询问白大货和沙桂英一家人的情况。

    二货说，他与大哥大嫂矛盾比较深，好长时间没有来往了。趁着酒性，他又骂沙桂英“不做人味”，教唆千秋和伟业不理他。

    酒足饭饱后，二货就走了。

    马红和国强也告辞离开了。

    第二天，老马在税务局看门时碰到朱股长，就问了一下制线厂的领导为什么没来家里吃饭。

    朱股长解释说，他下午四点半就去了保定制线厂，见到了龙厂长、岳副厂长和张瘸子，可三个人如同商量好了似的，都说有事脱不开身。

    “可能是我面子小，请不动制线厂的几位大领导。”朱股长自嘲地笑了笑，又建议道，“以后请他们恐怕还是得刘局长出面。”

    老马于是又去楼上找刘局长。

    刘局长听过事情的经过，也觉得制线厂那些人太过分，让老马去把朱股长叫过来。

    “后天吧！后天再去请他们。告诉他们我也参加。”刘局长对朱股长吩咐道，并且生气地说，“我就不信他们敢不来！”

    为确保万无一失，刘局长又嘱咐老马，到了请客那天，在部队干休所要辆车，去保定制线厂接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