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长大，不给鸡捡蜥蜴、不给猪打草的时候，喜欢到处走，但是新邻居们对我们一家维持着“观望”的态度，能一起的伙伴也不多，或许是我家真的很与众不同。
    我们南面正对面的一家，也姓邹，家长叫邹冠海，他家院子很长，有三个门，一个南门，一个北门，这个北门正对我家，但南北两个门基本不怎么开，他家对着胡同还有一个门，有事出去的时候，会打开，没事的时候，胡同那个门也是关的。
    不过他家最小的女儿比我大一岁，叫邹树芬，67年生人，有时候我会敲开他家的胡同门，去找树芬玩，树芬也没有别的伙伴可以玩，一个是她母亲不陪着她，她母亲从来不出门的，哪怕当年没粮食吃，也从不出门，不过邹树芬的爷爷、大姐可以挣工分分粮食，只是大家都吃不饱罢了；二是她的爷爷，邹冠山的父亲也是地主，也是被批斗的人之一，但是因为邹冠海是曾经从北京回来的，多多少少面子还是有的。
    她家院子同样很长，最南面有个猪圈，连着茅房，然后就是一棵桃树，一棵梨树，还有一棵李子树，春天的时候，开很多花，很漂亮，树芬和我可以看花，但是不能摘果，一个是人家不让，另外我的母亲也教育我，到别人家玩的时候，不许吃别人家的东西，给了不许要。
    树芬家有爷爷、母亲、父亲、大姐、大哥、二哥，她爷爷也不会笑，很多人说他凶。
    树芬家东面，也是个长长的院子，南北门都不开，这家有个老太太，很厉害，脸上皱纹很多很多，偶尔我们会从她家的北门缝隙里看到。
    和树芬家隔着一家的东侧另一家，姓郭，有三个儿子，两个女儿，最小的女儿叫青儿，应该比我们大两三岁的样子，个子不高，有点黑，但是很能干活，打猪草的时候，总是比我先装满，然后就回拉着别人先走，不等我。
    树芬是不需要下地干活的，她妈妈也是，她二哥只管上学，家里她爷爷负责挨批，她父亲、大姐、大哥负责干活挣工分，虽然大哥也不太大。
    所以即使青儿不等我，我也得跟着她们一起下地打猪草，因此每次我都要尽力的去干，争取第一个把筐装满，然后就可以跟一群人一起回家，因为夏天的时候，庄稼太高，一个小丫头独自在外不安全。
    再往东的人家，我都不认识了，人家家里也没有我们这样大的孩子。
    我家东面邻居，姓邹，我们叫二太爷，其实一点都不亲，只是村里的人论辈分，轮过来轮过去，基本都会有点关系，都能叫上什么姑姑叔叔爷爷太太什么的。
    邹家二太爷，老伴姓张，张老太太是前几年从市区南部沿海的地方带着三个儿子讨饭到我们村的，后来跟邹家二太爷合一起过日子，但是没再生两个人的孩子。当时她的大儿子已经结婚了，媳妇在市区的一个冷冻厂上班，大儿子给人剪头发，生了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听说女儿跟我一样大，不过没来过村里。
    张家老二在上海当兵，是轮船上干活的（海军），还没结婚；张家老三腿不好，好像是小儿麻痹症的缘故，但很聪明，会给人看相，也会算账；也还没结婚。
    这家再东面，姓李，家里三个儿子一个姑娘，他家姑娘比我大一岁，已经上学了，叫李琴，她三哥跟我姐姐一个班的，这个李琴有时候跟我们一起打猪草，但是大多是不去的，她说她两个哥哥和父亲可以挣来工分，所以她母亲和她都不用干活，三哥也是只上学的。
    第四家，也姓邹，邹元庆，家里有一个儿子，六个女儿，老五叫明梅，跟我一样大，老四明玉比我们大一岁，很多时候他们家明玉和明梅跟我们一起下地打猪草，她家干活的只有她们的父亲、母亲和大姐，其他的孩子都在上学，所以家里的活几个孩子分散着做。
    这些邻居家的孩子，大都上学了，只有我和明梅没上呢，平时的时候我们俩就会一起去地里，给鸡捡蜥蜴，打猪草，偶尔也一起玩。
    但是不上学的时候，大家一块去打猪草，青儿就是头，很多人都听她的话，只有我敢和她对着干，因此她每次都会让其他人不理我，要不就是假装骂别人，实际是骂我。
    我每次都特想哭，但是都忍着，拼命的干活，每次都争取第一或第二，反正不能落后，不然就被甩了。
    每次看到所有的人都背着书包去上学，我也都很羡慕，也想去，可惜才六岁，人家还不要我，我哭也不管用。
    不过今年秋天的时候，我父亲没忍耐住我的哭，找了我三大娘，就是县里公安局那个二堂伯的弟弟，我叫三堂伯的那个人的媳妇，她在我们小学是老师，后来我三大娘又让我父亲去找了一个我叫表姑姑的人，是我表叔的继姐姐，她在学校是革委会副主任，能说的算的，总算我可以上学了，让我明年去。
    听说我明年过了年就可以上学了，我母亲还给我做了个花布的书包，我姐用过的铅笔头也给我两个，还有一小块橡皮，不过有点黑。
    我跟树芬炸过宝，给她看了我的书包和铅笔和橡皮，然后她就拉着我去她家，她的铅笔比我的长，橡皮也是白的，还有个铅笔盒，不过书包不是花的，是她二哥不用的给她了。
    我们俩约好了，以后一起去上学。
    树芬和青儿、李琴、明玉、是一个班的，如果我上学了，不能跟她们一班，不过能上学了，我就很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