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丽莎白?波特（elizabeth potter）生于1955年，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活跃于妇女运动，上世纪90年代正式从事女性主义科学哲学的研究，属于该领域中的一位后起之秀。她提出的科学哲学的反价值中立说（anti-valuation-free）在西方哲学界引起很大的反响，鉴于目前国内学者对此人及其理论研究不多，所以本文特对此进行粗浅的介绍，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问题提出的目的意义
    女性主义科学哲学（feminist philosophy of science）有一部分关注科学研究的女性主义学者，由于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才在上个世纪70年代出现了这门新兴学科，本文所研究的伊丽莎白?波特（elizabeth potter ），既是一位现代的女性主义科学哲学家，又是一位女性主义者，活跃于女性主义运动中。她主管米尔斯学院（mills college）的妇女项目研究，从其研究成果来看她可以说是后现代女性主义科学哲学家中一位独树一帜的代表人物，她提出的辨明的语境以及对科学哲学的价值中立说的反驳等观点，在西方特别是美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同样，她的研究成果也为女性主义科学哲学的研究增加了新的内容和提供了女性主义发展新的途径，对于我国的女性主义学术研究也有很大的启发和帮助。对于她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西方女性主义科学哲学流派的思想及最新动态，同时也对我国女性主义科学哲学研究起到了参考作用。
    二、伊丽莎白?波特其人其说
    2001年伊丽莎白?波特（elizabeth potter）出版了《论性别与波义耳定律的气体》在研究科学与价值的构成、二者相互作用的背景，以及科学在要素和非要素之间的差别上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波特2003年发表了题为《21世纪的科学哲学》（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in the 21st century）的文章，她从女性主义哲学的视角研究以往的科学哲学理论，并得出结论科学中存在性别歧视。在这篇文章中波特提出重要问题是“女性主义科学哲学是不是有足够的研究证据来证明它使‘人类社会富强昌盛’的想法是成立的？”并且她给出了肯定的答案。思考到在研究科学哲学“价值中立”这一问题时同样存在着不同语境下的性别歧视。这一共同利益问题的研究，也就成为了“价值中立”观点提出的诱因。
    三、反价值中立说
    科学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但作为一把双刃剑对他的各种评价也一直不断。从休谟开始的事实与价值的两分开始，在哲学史上对科学的价值的分析也一直不断。所谓科学哲学价值中立就是从科学哲学的角度来看待价值中立的问题，更进一步说是从哲学的角度对科学的价值中立现象的一种研究或反思。
    2006年伊丽莎白?波特的代表作《女性主义和科学哲学》（feminism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属于剑桥大学出版的哲学系列中的一本，在这本书中她明确的提出了反价值中立说（anti-valuation-free）此书一经出版就引起了强烈的轰动，特别是波特从辨明的语境，后实证主义纲领和建构的假说证据三个方面对以往科学哲学根深蒂固“价值中立”一说予以反驳。女性主义的科学哲学允许我们审视性别政治是否、以及如何影响科学的众多事件之一。科学研究被理解成为一种理性思考和实践的范式，所以对女性主义科学哲学家来说，这个问题是“性别价值影响科学研究吗？研究仍然是理性的吗？”女性主义科学哲学的标志就是给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积极的回答。大多数的回答是，“是的，时常”。
    在二十世纪里，科学哲学试图查明究竟是什么确保了科学理性；早期的努力都聚焦于科学的方法。逻辑经验主义者及其后继者们致力于把科学方法还原为逻辑，首先还原为演绎逻辑，然后还原到归纳逻辑。那些哲学家们假设在事实与价值之间有着严格的区别（sharp distinction），而且这个假设又制造出其他的区别，比如在表述认知含义的命题中――表达事实的，能够被经验证实或证伪，而无意义的语句，包括那些表达价值的――被设定为免于经验的证实或证伪。然而，哲学家们尤为关注的是是否语境价值和利益会影响“判断的语境（contt of justification）”.
    伊丽莎白?波特尝试着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批驳科学哲学“价值中立”（value-free）。她的反“价值中立”说（anti-valuation-free）丰富了科学哲学和价值哲学，发展了语境分析方法论，（完善了客观的含义。
    人们知道生命问题的解答在于这个问题的消灭。
    ――维特根斯坦
    哲学已经空疏浅薄到了这样的程度，即哲学自己以为并确信它曾经发现并证明没有对于真理的知识；上帝，世界和精神的本质，乃是一个不可把握不可认识的东西。……放弃对真理的认识，自古就被当作最可轻视的、最无价值的事情，却被我们的时代推崇为精神上最高的胜利。
    ――黑格尔
    从一开始的地方，就有如此的提问：分析哲学的困难是什么？或者换成另一种表述方式：分析哲学的有效性限度在哪里？分析哲学的方式方法是否对自身有着深切的反省？
    作为早期科学哲学和分析哲学的一个基础：“科学的”还原论的方法，是否拥有对自身的批判反思？又或者，从哲学理论所表现出来的形式和内容的方面看，分析哲学是否与“社会问题和生活问题”的关联呈现某种断裂式的倾向？所以，这是否就对分析哲学构成一个考验：如何避免对于文本材料的解释的任意性。因此，为了避免此种任意性，我们需要去注意一个古老的思想史问题：哲学与哲学家的关系。但是我们的注意仍需要再增加一条，这便是从一种近代（现代）思想史中衍生出的“无人身理性”的观点。“无人身理性”可以直白地表示为：哲学与哲学家之间是没有任何关联的可能；也就是说，在思想史的大背景上任何一种对哲学与哲学家之关系的考察都将是毫无意义的。或许我们可以推测着提问：分析哲学是否受到近代这种“无人身理性”观点的极端化影响？尤其值得我们留意的，在早期分析哲学家罗素和维特根斯坦那里，哲学与哲学家的生活及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之间的关联断裂状况又会是怎样的？近现代“人与技术的分离”这一普遍生存状态所达到的断裂与分离，在早期分析哲学家那里是否也导致了巨大的生存痛苦和精神危险？而在我们的阅读学习中、在罗素和维特根斯坦那里，我们可曾体会觉察到这种“痛苦和危险”？那么，这种极度的痛苦和危险本身难道就是那种极度“无人身理性”形态的哲学理论与其哲学家生活之间联系的扭曲的表达形式？
    我们知道，在论题和表面形式上分析哲学宣称自己完全不考虑“无意义”的“形而上学问题”和“生活问题”。但是，在分析哲学开创者之一的罗素那里，我们发现：作为哲学家的罗素，其哲学的志趣与其逻辑语言分析的哲学形式之间有着某种张力。因此，像乌兰?艾德截然地区分“精确的思想”和“另外的领域”，在罗素那里存在吗？而在《我的哲学的发展》中，罗素说道：“在死之前，我必须找着一种方法，能道出我之所以为我的本质的所在，这种本质的东西我还从来没有说过――这种东西不是爱，不是恨，不是怜悯，也不是轻蔑，而是生命的精髓，这种东西性质猛烈，是来自远方，把非人世的事物的广大和那种可怕的无情的力量带到人生中来……”这样的表述在所谓的“形而上学家”那里是不会令人感到奇怪的，但是它却来自对极度形式化的分析哲学身体力行、对早期分析哲学的原型楷模数学推崇备至的罗素这里，难道这里蕴含着一种生活形而上学的追求，或者说罗素已经把哲学思考本身当作了一种生活方式的兴趣：“我年轻的时候我希望在哲学里找到宗教的满足……一想到数学我就有崇敬之心……”那么，我们是否看到了难以调解的张力？在作为一个人的分析哲学家的形而上学冲动（把哲学当作一种生活方式的兴趣）与分析哲学对于自身内容和形式的“拒斥形而上学”的要求中？这二者之间或者这难以调和的张力，是否使得分析哲学家的哲学事业和生活往往成为痛苦的经验？由此，我们是否认同艾兰?乌德所看到的“罗素的事业是三重的失败”？又是否能感受到一种“无奈的意识”，就如同我们感受黑格尔基督教式的“苦恼的意识”？
    早期分析哲学拒斥形而上学，事实上是出自方法上的反思批判；但是这方法论上的反思批判却不幸地连带导致内容上的“空疏浅薄”的后果。类似地在康德主义泛滥的时期，黑格尔说过：“放弃对真理的认识，自古就被当作最可轻视的、最无价值的事情，却被我们的时代推崇为精神上最高的胜利”。事实上，黑格尔把知性思维方式的泛滥和对哲学“内容”的冷漠归结为时代的“艰辛”，“使人对于日常生活的琐事予以太大的重视”，使得“世界精神太忙碌于现实，太驰鹜于外界，而不惶回到内心，转回自身，以徜徉自怡于自己原有的家园中。”但是，颇有反讽意义的是，在黑格尔之后发生的情况却是另外一番景象：当实证主义和分析哲学等崇尚知性科学和经验主义的哲学形态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兴起的时候，资本主义世界正经历着一个繁荣发展的时期。这一次与黑格尔乐观进步的设想刚好相反，在世界经济繁荣发达的时代所发生的恰恰不是“世界精神”的回到什么“自己原有的家园”，而是无可挽回的“经济化”或“家政化”（economics即家政学）。越是在无需操心物质的时候，人们反而越来越“对于日常生活的琐事予以太大的重视”。于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已经不是黑格尔“扬弃”掉知性的哲学，反而是被后者“像死狗一样抛弃”。怀着批判兴趣的分析哲学由于没有吸取黑格尔的积极成果而成为技术化、家政化的现代性意识形态的表达，从而彻底丧失了它起初的批判品格。类似地，罗素也对黑格尔之妄图作为最后真理大全的狂妄做出过评价，对于“真理权威”的勇敢蔑视，在一种强烈的反叛现代性理性主义统治的情绪中发生的，虽然这种反叛本身也是以一种精确理性主义的面目出现。然而，试图让哲学成为配得上“纯逻辑”之物的分析哲学的出现本身却决不是一个“纯逻辑”的事件。由于批评黑格尔教条主义的需要，分析哲学从一开始就未曾充分吸取黑格尔对知性思维方式的决定性批判，从而也没有突破笛卡尔以来以近代机械论自然科学为楷模的知性思维方式。批判的风暴之后，分析哲学仍要重新思考自身、重新审视对“形而上学拒斥”。
    正如同在罗素这里，分析哲学在它开始的时候确曾是一种满怀着“人文精神”和社会批判兴趣的、配得上“哲学”之名的思想的探索。但是为何这一点在罗素之后，分析哲学却日益技术化、专门化和经院化，因而忽略分析哲学在人文、社会、政治方面的关怀和兴趣，可惜被逻辑语言分析的形式化要求和哲学科学化的要求这样一些出自方法论的兴趣所掩盖和削弱，从而降低了分析哲学在哲学“内容”――至关重要的人类生活事务的主题――上的批判性，反倒无批判地成为了哈贝马斯批评的现代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的合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