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十月，村里东南角那边，有个人给二叔介绍个媳妇，带三个儿子！三个儿子！三个儿子！（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哈哈）
    很多人都默默的喊着：“天啊，三个儿子，怎么养？关键还是别人的！”
    那时最大的平10岁，比姐姐小一岁；第二是青8岁，比我大两岁；第三是星5岁，比我小一岁。
    这家人家，距离我二叔的第一任老婆家很近，男人69年的时候在革命中殒命，有个弟弟，三十岁未婚，有个婆婆，母子俩都赌钱，还偷。或许这个就是二婶婶想改嫁的原因所在。
    二叔见了这个婶婶，皮肤白净，个子不太高，说话比较快，也很直接，“我嫁给你，就是因为你不会生，我想让你帮我管教我儿子们，随便你打骂，以后就是你的儿子了。”还真是如此想的！想的真开！也真好！
    很多人都以为二叔是不会同意的，因为二叔生活并不富裕，最最关键的是带过来的儿子太多了，还是别人的，更关键的是都太大了，已经记事了；以后恐怕白养一场的。
    也有人怕二叔对孩子们不好！这样的人不太多。
    很多人都没见过二叔的笑！二叔确实不笑！
    父亲本来不同意二叔和这个婶婶结婚的，不仅是对方带三个儿子过来，更重要的一点是大儿子和二儿子不上学，逃学，还偷东西，不好管教，怕管浅了，管不好落埋怨；管深了，容易做仇，尤其男孩子。
    其实最深处的一点是我的父亲心疼他弟弟，怕他弟弟辛苦。
    但是，二叔同意了！竟然同意了！于是
    很多人等着看笑话！
    很快，第三任二婶婶带着她的三个儿子来到二叔的东屋，由一个人一下子就突变成了一家五口。
    或许是二叔和三任二婶婶之间的缘分很深，或许是二叔和那三个男孩之间的父子情深，反正二叔坚定，反正婚是结了，三个儿子也来了。
    有的邻居，听过二婶婶的孩子的风评，悄悄的对我母亲说：“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都锁好，别被偷了。”
    母亲只笑笑，我家没啥可偷的，而且至少目前不用母亲再给二叔补衣服和臭袜子了；也不会拿着一张小小的白饼换三个玉米饼子了；更不用带着我满北地的跑步了。
    农历十月的时候，天已经开始冷了，“三星”每天窝在房中，都不出去，大平和二青天天背着书包走了，有时候没到中午就回来了，有时候过了中午还没回来，二叔被老师找过几次，不过二叔没打他们，只是拿出他的三寸不烂之舌“教育”他们。
    二婶婶的性格很开朗，偶尔会把三星放在房中，她一个人去我们房间让我母亲帮忙给她裁衣服，把大人的衣改小给老大穿，然后把老大的改小给老二，依次顺序排下去。
    两家人慢慢的熟悉起来，大平和二青还是一天打鱼两天晒网的上着学，三星一个人在家老老实实的。
    冬天依然冷，我们的北门已经不开了，外面挂了个草帘子，但是风还是呼呼的吹进来，没钱买煤，就大量的往家里捯树叶。
    有时候大平和二青会往家里拿树枝，二叔就开骂，他们俩就老实几天；二叔骂他们的时候，二婶婶坐在一旁听着，搂着三星，但是不插嘴，也不反驳。
    二婶婶来的时候，带了一部分东西，但是他们的生活还是可以感知的那种日渐贫困。
    因为吃不饱，大平和二青偶尔回到他们的奶奶那里，或吃东西，或拿点钱回来，二叔知道后，就准备揍人，“你们要是不想过，就滚！”
    然后二婶婶也开始在旁边开骂，骂她的两个儿子；如果二婶婶收了钱，二叔连二婶婶也骂，说不想过，就走人！
    慢慢的，娘几个都老实很多，不过学，还是那样一天爱去不去的。
    二叔一个人出工，五口人吃饭，粮食是不够的，只能高价从外面买，二叔的钱、二婶婶带来的钱，慢慢的减少中。
    好像十一月的时候，外婆来我家一次，给我们买了几块桃酥，母亲没敢放正房里，就悄悄的放到了厢房草棚里，放一起的还有五块钱，她以为很安全的，谁能想到东西哎会放草棚呢？
    等过几天想起来的时候，桃酥没有了，钱也没有了，最初以为是老鼠吃了桃酥，但是钱也被老鼠吃了吗？
    父亲不让母亲声张，只能吃了哑巴亏，然后父亲和母亲满嘴都是泡。
    到腊月初的时候，东边张姓邻居家的老太太找上了门，先找的我母亲，说她家丢了吃的，还丢了两块钱，那钱还是他二儿子从上海回来给她的，问我母亲家里是否丢过东西，我母亲回答说没有。
    老太太就找我父亲，不依不饶的，非得让我父亲帮她做主，不然就在地上打滚。
    然后，父亲没办法，就喊了二叔过来，老太太跟二叔说；“邹老二，你家那三个没来的时候，咱们这里好几年都没丢过东西，你知道的，现在他们来了，我家丢了吃的，还丢了钱，你得给我补上！”
    二叔问她，“你看到了？”
    老太太摇头。
    “那你家谁看到了？”
    老太太还摇头。
    “那别人家有谁看到了？”
    老太太依然摇头。
    然后二叔就去隔壁喊张老太太的老伴邹二太爷过来，领走老太太，邹二太爷是个佝偻腰的老爷子，头发是白的，说话的时候容易流口水。
    张老太太被邹老爷子领着走回家，从我家出来就开始骂，虽然离得很近，但是骂声还是传了很远很远。
    二婶婶抱着三星，不做声。二叔气的喘粗气，没办法，罪魁祸首还没回。
    傍晚，二婶婶在过道屋做饭，三星在旁边添火；母亲在给猪熬猪食，我去院子里喂鸡，姐姐还没放学。
    大平和二青回来了，背着两个空荡荡的书包，二叔把俩人叫进了屋子，把门就拴上了，从里面。
    二婶婶看了两眼门，但没动，只是盯着，盯着。
    二叔先问大平，是不是拿过张老太太的吃的和两块钱，大平说没有；二叔脸色铁青，再问二青，二青不敢说话。
    二叔把提前预备好的棍子和绳子拿出来，把大平先捆上，摁在炕沿，棍子高高的举起来，朝屁股上打去，大平都没叫，二青吓得喊，我说我说。
    二青交代了，他们俩从张老太太那拿了两块钱，已经花了一块了，东西已经吃了，二叔把门打开，二婶婶吧嗒吧嗒的掉眼泪，但是没敢为孩子说话。
    家里没钱，把搜出来的一块钱放到兜里，二叔铁青着一张脸，去找我父亲，“哥，给我两块钱。”
    父亲真让人生气，他居然让母亲给找了两块。
    二叔揣着三块钱，去了邹老爷子家，冲老太太鞠了一躬，然后给了三块钱，一言不发的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