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暑假，提前发了课本，增加了英语、化学、生物，中国历史和中国地理变成了世界地理和世界历史。
    物理、代数、几何都留了作业，二叔没有留语文的作业，也没留作文题，这个暑假，二堂哥升高一了，还是在一中，这个是预料之中的，不过听他说也有被放到别的学校去的人。
    邹树平和邹亮都升了高二，他们都忙了起来了。
    大堂哥说他到二年级了，逗得我笑哈哈的，我问他也不是小学，干嘛还二年级，他说是从头排的啊；然后跟我一起写作业，他作业居然是阿拉伯数字1-0的书写，我跟他说这谁还不会写啊，我真的给他写了，他说我写的不错，比他们好几个同学写的都好。
    大堂哥在班里是团支书，还让我在初三赶紧提出来入团，我不知道有什么用，还要交钱，多浪费啊，逗得他又笑我。
    这一年，他姐姐、我们喊三堂姐，结婚了，姐夫也是粮食局的顶工的一个人，三大娘不太满意，可是三堂姐喜欢，而且人家也不在家，三大娘没管住。
    这个暑假，下地薅草的时候，妹妹已经跟我们一样干活了，以前都是陪着玩的，现在也要干活了。
    父亲安慰她，“三丫，老闺女，你看看，你二姐一次看三垄花生，我呢，看五垄花生，你可以一次看一垄啊，你看三次，就跟你二姐看一样多了。这样嗯，我们就可以少看三垄。”
    妹妹被忽悠着，跟我们一样，两腿骑在花生秧子的两侧，看着地里有没有草，然后一点点的往前挪。
    跟着干了半天，妹妹的腿就弯不下去了，到了家跟母亲说再也不跟我们下地了，母亲搂着她安慰她，“你干一点，姐姐和你爸就可以少干一点，帮帮他们啊。”
    等再下地的时候，她又被哄着跟着去干活了。
    今年姐姐不在家去工作了，冰棍没人卖了，怎么办？父亲开始跟着别的人一起干。
    依然是每天两百多里地，每天在各个村镇走街串巷，说不累是假的。
    有一次，父亲白天有事儿，说就不进货了，我在旁边听了，自告奋勇，“爸，你去进货，到家了我去卖啊。”
    父亲和母亲都不同意，我还不太会骑车，刚学会时间不久，平时也就是别人都不骑了，我才可以在我们街上练习练习；尤其我家那个自行车后闸是脚闸的，没有倒链，后座上驮个箱子，他们怕我摔了，但是没禁住我的坚持，父亲就同意了。
    凌晨两点多，他跟人去南面那个县城进货，回来后去做别的，我则骑着车去北面矿区那边去卖。
    父亲请姐姐的一个伙伴带着我，到了村里后，我可以自己卖，只需要她告诉我怎么走就可以了。
    我的第一次骑车，第一次卖冰棍，刚开始真的喊不出，见到人不敢说话，还是有人问我，“是卖冰棍的吗？过来！”我赶紧颠颠的推着自行车跑过去，问人家买多少，然后给人家冰棍，然后找钱。
    那人还说我，“小丫头，你不喊，谁知道你是卖冰棍的？快喊吧，没人笑话你啊。”说完，自己还喊几声，“这有个卖冰棍的？有吃的买来啊。”
    我笑笑，才开始喊，第一声很小，后来就开始大声了。
    我在那个村里转悠了好久，有人还问我“你是不是有个姐姐也卖冰棍？”
    我不说话，就看着她，“哦，没事儿，就是好久没看到她来了，我看你们长得像，车子也是一样的，冰棍箱子也是。”
    然后我跟那个人说“我姐姐去做别的了，我来卖冰棍。”
    “你才多大，太小了，多累啊。”最后还喊我去她家吃饭，我摇摇头走了。
    我卖到了下午三点多才卖完，然后骑着自行车准备回家，不知道路，还是找人问的，才找到正确的方向。
    其实很好找，那个村的东面的马路，就是我们村西的那一条。
    回家了，我也很开心的跟母亲和小妹一起数钱，算着我挣了多少钱，心里别提多高兴了，我甚至想着这个暑假我都要去卖冰棍呢。
    可是后来，父亲有空了，就不让我去了，她说我一个小丫头，太危险了。
    然后我就在家，跟着母亲干活，或者带着小妹打草。
    我记得有一次，母亲让我和小妹一起给猪和驴去打草，我们俩东摸摸，西碰碰，后来看着天黑了，就没去，母亲也没急赤白脸的让我们非去不可。
    可是，等父亲卖完冰棍回来之后，发现我们俩没人去打草，父亲特别生气，就开始批评我们俩。
    我解释说我写作业了，父亲就不说话了；然后就开始数落妹妹，妹妹说二姐不去，我也没去。
    这下子父亲就气的不得了，叨叨好久，最后一句是：晚上不要吃饭了！
    那会儿已经傍晚了，母亲做饭，我喂猪，顺便给驴一点前天剩下的半干的草，还喂了水，父亲在外面跟人聊天。
    等着要吃饭了，我们把饭桌已经放到了后街门口，饭菜都放好了，开始喊小妹，以为她去二叔家了，我过去一看，没有。
    坏了，母亲说是不是一直没看到她？
    对的，从父亲骂完她，就没看到她了，母亲想着着小丫头不知道去哪里了，赶紧找吧。
    我们三口、大平哥、二青哥、三星我们一群人都出去找，还一边走一边喊，我都出了哭音了，天都那么黑了，她还那么小，能去哪里呢？
    我们在附近找了四五排房子的胡同和前后街，都没有，然后再出去，远一点找，那会儿我的腿都软了，生怕她被怎样怎样了，
    等我们第二次回来的时候，发现她坐在后门口的小板凳上了，二青哥他们又开始往回喊人。
    母亲回来一问，二婶跟我们说完了，真是让我们哭笑不得。
    小妹根本没走远，就在对面邻居家的墙边站着了，因为穿的洗的发白的衣服，大家都没看出来；还是小弟跟二婶婶问，“妈，你看那个墙上，有个黑黑的头。”
    二婶婶胆子也大，“老四，你去看看是啥？”小弟颠颠的走过去，趴那儿一看，“妈，是我三姐！”
    小弟拉着小妹的手，俩人走到饭桌旁。
    好家伙，她就那么看着我们一群人来来回回的喊她，她都不吭声。真是天啦撸的。
    从那天开始，父亲再也没“督促”过我俩去地里割草，不过我们还是会隔一天去给驴割草的。
    即使现在我们说起这件事儿，还是笑的不行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