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不容易只两个人的一场谈话，以不欢而散告终。放在今日之前，梁佩秋是怎么也没有想到，有一日她会对徐稚柳发脾气。
    曾经漫长岁月里，尘封于少女心怀的那张笑靥，几乎被她视作“天上人”，用一句诗来形容最恰当不过，“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而今，她也算胆量匪浅了。
    似乎就为这口气，之后王瑜再想推动她去竞争“头首”，出席三窑九会私下里为“选票”一事而举办的相关活动时，她没有再拒绝，而是积极投入其中，付出百分百的专注和努力，以此让“小神爷”这个名字再一次风光地出现在景德镇众人面前。
    在这个特别的、徐大才子英名陨落的风口，谁不盼望能有个“英雄”站出来，救一救岌岌可危的瓷业呢？
    梁佩秋像一道雨后春笋迅速冒尖，因时机巧妙，并且符合更多人的利益，不出所料被一双双手推到选台上。
    成为一道祭品。
    装点景德镇辉煌的瓷业史。
    鸣泉茶馆中，说书先生打开了一个新的话本，今天的主题是——在“三窑九会”的盘剥下，谁能笑到最后？
    而这一场充满政治色彩的宣讲会，无疑是改革党的福音，亦或，完全由改革党一手导演。
    在前朝时，三窑九会所代表的行帮，其职权大到几乎和官府比肩，因里面的大人物早早疏通了向上通道，和官府利益相同，最大化实现了“兵匪一家”，对帮会以外的坯户、窑户、瓷商们实行剥削和驯化。
    其一镇压“打派头”。即压制罢工斗争，甚至包括镇压都昌本籍的工人。
    他们勾结官府出动武装官兵，用武力勒令复工；或者收买工头分化队伍，制造内讧，诱惑复工；又或者名义上是劳资协商，实则由资方指定劳方代表，以较少的利益软化和瓦解劳方，以致强迫要挟接受；最绝的一招便是“砍草鞋”，利用“街师傅”制造借口加害罢工首脑，开除并永不雇用，直到其被驯服为止。
    其二禁窑。比如禁春窑：每年从春节到清明全镇瓷窑无条件一律停烧，或在大批乡下窑柴涌进时也实行临时性禁窑，用减产来压低柴价和抬高瓷价。有时临时性禁窑，在原料、燃料哄抬价格时，硬性规定十天一禁或半月一禁，以便杀价进料或抬高瓷坯搭烧价格。
    其三挂扁担。当外来瓷商在瓷价上有异议或质检过严时，实行集体联合制裁，严禁任何瓷业老板与之交易，即使收到预付货款，也不允许产品出库，直至对方答应条件，割地赔款才罢休。
    其四囤积居奇。仓库积瓷，以此达到放开销售时统一提价，或以次充好牟取暴利。
    其五扩大窑身。窑身加长加大后，窑弄内可多容纳瓷坯，多收搭烧费，置成瓷“倒、黄、黑”等损失于不顾，盘剥损害小业主利益，使得艺术瓷和陈设瓷的发展停滞、倒退，以至古器业独大。
    其六替官府派捐筹款。对欠税拖捐者，派官兵进行催讨，有时竟实施押缴。而有权有势的老板大户，反而可以暗箱操作，捐款免派或少派。
    其七解决会员内部业务纠纷。不以公正为是非标准，而是看菜下饭，偏袒或欺压利大者。
    这一整个帮会，从上到下充分体现了“弱肉强食”的社会法则，专门为大瓷业主服务，扩张蛮权，倾轧小业主，为少数利益集团服务，严重妨碍生产发展和社会公理，到了今朝，市场形态已严重畸形，信誉也危如累卵，处在崩塌的边缘。
    是以，支持改革的多是“小利益集团”，或者代表更多景德镇下级业主，而以湖田窑、安庆窑为首的三窑并都昌、苏湖等会馆，都是其中的“大利益集团”，在改革声音中拥有说一不二的话语权。
    在最初阶段，这些“大利益集团”一直呈现压倒性的胜利，完全没有把改革党放在眼里，直到夏瑛出现，以其雷厉风行的一系列动作让三窑九会侧目，并且，深刻地意识到新官上任，促进瓷业改革的决心。
    这份决心不仅体现在夏瑛对宦官一党大刀阔斧地整治，还在于他润物细无声地渗透瓷业由贵到贫的各个阶级。自到任后他就闭门谢客，一心投入御窑厂和瓷工们吃在一起，住在一起。他常说：“陶人有陶人之天地，有陶人之岁序，有陶人之悲欢离合。”所以，他要以“本陶人之心，化陶人之语而出之。”
    他效仿前贤，讲求陶法，于泥土、釉料、坯胎、火候吸取心得，躬自指挥，恤工慎帑，仿古采今，既笼络了各大行当小业主，让他们重振士气，加入改革队伍，又不吝啬亲近大业主，譬若借安庆窑的大东家王瑜，拉拢昌南窑和其他商会行帮。
    不知不觉中，市镇之间对于“改革”的风向已悄然发生改变。
    做到王瑜这样“官搭民烧”、“烧做两行”、“天下第一窑口有力竞争者”级别的大业主，可以说小业主的利益斗争完全不足为惧，改革之于小业主的好处，对他而言不过是苍蝇腿的丁点肉，给就给了，不痛不痒，并不影响金字塔尖这些大业主们的利益。
    而他真正在意的，是如何借着新官这道东风，成功在狼群里厮杀出一条血路，登顶狼王的位子。
    一旦成为狼王，子民的利益也尽在手中，届时改革如何，还不都看他的意思？
    于是，他带着梁佩秋游走于各大业主之间，争取“选票”的同时，也在渗透新官的意志。梁佩秋先还没有察觉这一点，后来慢慢品出味了，自觉改革是一项功在千秋的利民措施。
    她曾在夏瑛衙署亲眼看到“百采改革”的文书，当时所提的意见完全出于在这一行行走多年的经验和本心，并未深想许多，就连夏瑛找她来评断改革这一行为，也没放在心里。
    如今细细想来，不管是“百采改革”的文书，还是夏瑛的举动，都有着超脱于当下的目的，或是野心。
    他为何会让她给予意见？“百采改革”究竟是谁提出？夏瑛背后，是否还潜藏着一张更大的网？
    她不知，什么也不知，只眼下听前辈们讲前朝帮会统治下的流血事件，多少英才倒在改革之路，再联想“百采改革”上每一条可落实到底层、具体实施的细则，上面的每一个字都仿佛有了血肉，体现出更为深远的意义。
    她不由为这项改革而深深折服，亦对夏瑛有了诚挚的敬畏。
    设身处地去想瓷民的现状，她也发自内心地想要出一份力，改变当下“一言堂”的现状，王瑜便和她说，“要真正实现这一点，你必须走到最高处，站在所有人都能看到的地方，那样，你说的每一句话他们才能听到，你做的每一件事他们才能看到。当你成为领袖的那一天，会有无数人、越来越多的人追随你，为你每一次振聋发聩的言论而热血沸腾，甘愿为瓷业崛起而奉献一生，死心塌地，无怨无悔。”
    王瑜的这一番话无疑是具有煽动性的，他是个杰出的政治家，在梁佩秋的“七寸”上疯狂开荒掘土，让她心悦诚服，甘为改革一党，为每一个瓷人的公平与公正摇旗呐喊。
    而在各大小茶馆、妓院和画舫底层瓷民的口口相传下，改革之势长成参天大树，老百姓行住坐卧皆是瓷业大改。
    革新蔚然成风，终而引起大业主们的不满。
    徐大仁先去找张文思抱怨一通，随后又去安十九跟前哭了一场，最后到徐稚柳面前求存在感，一口一句三窑九会要完了，“再任由言论这么发酵下去，哪里还有我等站脚的地方？你是不知道，就因这点苗头，黄家洲那帮匹夫一个个又开始蠢蠢欲动，见天的闹个没完，一会子喊着地租太高，一会子又来掰扯船运，老子快被烦死了！”
    他不管不顾，扬言湖田窑是三窑之首，定然不能让安庆窑跃过头去作威作福，还狠狠骂了王瑜一通，直说他是新官走狗。
    眼看换届选举在即，徐稚柳还没行动，安十九也坐不住了，前后几次来敲打他。
    “你虽有颗圣心，可终归不是圣人。徐稚柳，我干爹曾说过，出世入世，冰清玉洁，那是给书生的路，而你，既是商人，又是政客，唯独不是书生。”
    “你要再不动手，我就亲自来了。”
    这一通作乱下来，连如今鲜少管理窑务的徐忠也被惊动，屁股着火似的来找徐稚柳商量对策。
    “虽说前朝发展下来的那些个规矩确实不大人道，但这些年在杨公的管理下，早就没有蛮横的盘剥了，就说禁春窑，为那柴价老子受了多少窝囊气？古器业独大，那是我们的问题吗？皇帝喜欢古董瓷，南方商人也追捧古董瓷，外交也要古董瓷，不发展古器业能活吗？还有你，惯来心慈手软，那些小业主为了芝麻大点的银子，能追着你哭三天三夜，你哪回没有替他们解决问题？怎生就为太监办了几件事，啥啥都是我们的错了？这样不行，稚柳呀，你得赶紧想想法子，把咱们湖田窑的声誉挽救回来。”
    湖田窑原是板上钉钉的天下第一窑口，如今安庆窑乘风而上，也就打个盹的功夫，王瑜那老东西竟然攀附新官，联合小业主，赚得盆满钵满，徐忠能不生气吗？
    他快气死了！
    他叉着腰，捏着胡须，在书房前走来走去，不时骂一句娘，再跳个脚，徐稚柳端坐在八仙椅中，手上拿着一卷书，任外面风吹雨打，自岿然不动。
    不久，改革大势霎然停滞。
    盖因大窑口出了桩人命官司。
    **
    数日间，景德镇可以说是风云迭起。
    先是重阳节张文思的夫人闹了笑话，正好被新上任的县令逮了个正着，趁势一把撸了，连同张文思和安十九的不少走狗，都在新官烧的三把火下“英勇就义”。
    这还没完，夏瑛来了之后，安庆窑仿若找到大靠山，开始唱大戏。又是帮新官做法事烧供养瓷，又是跑前跑后奔走各大民窑，帮着新官笼络民心，推进改革。
    那王大东家也不是傻的，能没有所图吗？
    他所图的不就是那“天下第一民窑”的金字招牌吗？
    是以，事赶事的凑到一起，就这乱糟糟的档口，三窑九会要换届选举，选的哪里是什么话事人呀，简直就是两大民窑的开山之战！
    湖田窑那头自不用说，稳坐钓鱼台。而安庆窑这个万年老二，受够了凡事被人压上一头的窝囊气，上上下下无不为此而准备着，凡大小事必斟酌了再斟酌，生怕一不小心惹个麻烦，影响自家竞选老大，到时就真成为千古罪人了。
    然而就在这关键的不能再关键的时候，安庆窑还真发生了一件事。
    不过，是喜事。
    原是先前陪着梁佩秋一起烧窑看火的加表工，晚来得子那位大哥，如今孩子百日宴，请了众位同仁一道回家喝杯喜酒。
    他这个孩子来得不易，大家伙都看在眼里，一方面是真不忍心扫兴，另一方面连日来心神紧绷，也都想着吃杯喜酒误不了大事，稍微放松下，方是长远之计。
    是以在征求得梁佩秋并其他几个把桩师傅的同意后，大家伙一起凑了份子钱，拎上大小礼盒欢欢喜喜地去赴宴。
    梁佩秋也被拉着一道去了，席间见到那加表工的妻子和软绵绵的胖崽子，也格外高兴，私下给小嫂子递了红包，且说是王瑜的一片心意。
    既是大东家给的，加表工就没推拒，连敬三杯酒，握着梁佩秋的双手不住感谢。先是感谢安庆窑如何如何栽培了他，让他一步步在窑口扎稳根基，娶妻生子，又说如何如何对不起东家，赶上这时候非得办喜事，叨扰了主家。
    他说到后面老泪纵横，一帮伙计也跟着红眼，唏嘘不已。
    梁佩秋忙安抚再三，又说：“你麟儿百日，这是天大的喜事，家里若要宴请亲戚，回乡祭祖，我可回去重新调班，你不必忧心。”
    那身高八尺的汉子一听，当即嚎啕，竟双膝跪地，给她磕了个头。
    梁佩秋一惊，吓得连连后退。
    怎、怎行如此大礼呢！
    别说她了，其他同仁也都傻愣着，一时没反应过来。直到那小嫂子上前，轻轻一拧汉子的耳朵，嗔怒他喝多了言行无状，吓坏东家，众人这才恢复如常，纷纷大笑起来。
    一顿酒几乎吃到半夜。
    梁佩秋亲自送了人回家，一一安排妥当，这才放心回到安庆窑。看着夜色里安静的连排窑房和生生不息的窑火，她面上洋溢着一抹笑意。
    那是连她自己都没觉察的、自足且怦然的笑。
    然而，就在那加表工重新回来上值的那天。
    人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