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到今天的历史角度再来回顾千年前的这场社会改革，王安石变法的宗旨其实就是致力于解决宋朝当时的“三冗”问题。

    为此，王安石出台了一系列的措施手段，目的就是精简人事、精简费用、增加国家的收入，同时又不增加人民的负担。

    北宋初年，宋朝统治者由于对土地兼并采取“不抑兼并”态度，导致三分之一的自耕农沦为佃户和豪强地主隐瞒土地，致使富者有田无税、贫者负担沉重，连年的自然灾害加剧了农民苦难，因而造成各地农民暴动频繁。北宋与西夏和辽国发生多次战争，土地不断遭到外族的蚕食。

    朝廷内部的改革派与守旧派的斗争也日趋激烈。

    加之北宋政府采用分化事权的方式以集中皇权，比如，宰相职位一般由多人担任，同时还设定了枢密使、参知政事、三司使，来分割宰相的军、政、财权。官职也不断增加，导致北宋机构臃肿。同时，由于封建社会根深蒂固的恩荫制，一个官僚一生当中可以推荐数十个亲属来当官。

    北宋时期还大兴科举，参加科举应试的人数急剧增加，考取进士人数也相应地增加。这一现象，被称之为“冗官”。

    当时的北宋政府为了防范武将实行更戍法，频繁调动武将，导致“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并设立不同机构管辖军队，调兵权与领兵权分离，严重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由于军队涣散，指挥效率和战斗力较低，导致北宋在与辽国和西夏的斗争中常常失败。

    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只得招收流民入军，军队数量有所增加。灾荒年还得再招募一些流民进入到军队中去，不仅军队战斗力下降，军费还相应地增加。这一现象，分别叫做“冗兵”、“冗费”。

    冗官，冗兵、冗费等问题导致政府财政支出增加，不仅如此，北宋政府每年还要给西夏和辽“岁币”，与此同时由于土地兼并现象严重，富豪隐瞒土地，导致财政收入锐减，因而又造成了北宋政府的财政危机。

    王安石出身贫苦，深知国家的弊病，于是便想对症下药。宋朝养兵太多，他就提出全国皆兵，凡是身体好的人都有当兵的义务，平时加强训练，有战事时，这些人就可以征调出来作战。官员效率低下，他就提高吏员的地位和俸禄，吏员有了足够的薪水，就会减少违规，效率也会得到提高。

    于是乎，有了王安石的上位。

    熙宁元年(106时，新即位的小皇帝宋神宗问王安石道，当今社会的治国之道，爱卿你认为什么是重中之重？

    王安石答道，“以择术为始。”

    也就是说，我们要找到治理国家的霹雳手段。当然了，这与如今“弃术近道”的观点截然相反，可能王安石同志觉得当时的儒家大道已经无法约束社会的进程了，必须得靠一点权术来变革一下才能以奏效。

    到了熙宁二年，宋神宗又问王安石道，不知爱卿心中的变革之术，以何为先？

    王安石答道，变风俗，立法度，方今所急也。

    熙宁二年（1069）二月，在给神宗小皇帝洗脑成功后，踌躇满志的王安石开始推行新法，采取一系列的改革措施。

    由于深得宋神宗的赏识，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进行变法。

    在经济方面，王安石出台了相当多的举措。

    比如，他提出了免役法，即让不愿服劳役的人缴纳一笔钱，朝廷用这笔钱雇佣专业做劳役工作的人代替他们。这个方法确实很精简，朝廷得到了一笔经费，就是所谓免役钱。而雇人服役，既提高了效率，又能节俭一笔开支。

    此外，王安石提出青苗法，其实就相当于现在的“农耕贷款”。老百姓在田里播了种，在农作物还没有收割的时候，百姓通常都比较穷困，往往要向放高利贷者借钱度过这段拮据的日子。

    而王安石干脆以官方的名义借钱给老百姓，等农作物丰收以后，再加一点利息还给朝廷，这样既让百姓解了燃眉之急，又使国家得到一笔收入，堪称两全其美。

    历史上，王安石做这些改革时抱定了很大决心，他对宋神宗说：“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样坚决的态度，放在历朝历代也是少见的。然而宋朝朝廷内的派系林立、朋党攻讦却注定了这场伟大改革的失败。在宋仁宗时期，北宋就有庆历党争，两个派系意见相左，互相攻讦，到了宋神宗时情况更甚。

    例如，当时的翰林学士范镇认为，实行“青苗法”是变富人之多取而少取之。然“少取与多取，换汤不换药，充其量就是新瓶装老酒，犹五十步与百步，半斤八两的伎俩。

    于是，七八月间不以为然的范纯仁老先生上书皇上，公开指责安石是“掊克财利”，完全舍弃了“尧舜知人安民之道”。

    御史中丞吕诲也上书劾王安石巧诈，说他：“置诸宰辅，天下必受其祸”。

    吕诲，字献可，幽州安次(今河北廊坊西)人。从小在京师开封长大，吕端之孙，也是个不折不扣的官三代。王安石执政时，吕诲上书直言其不通时事，若被大用，则非所宜。此人为官曾三居谏职，皆以弹奏执政大臣而罢，时人推服其耿直，号称是北宋著名的敢谏之臣。

    一次宋神宗和文彦博讨论变法之事，神宗道，我们更张法制，我知道士大夫们诚多不悦，然与百姓何所不便？

    文彦博直言道，朝廷是与士大夫一起治理天下，而不是与百姓一起治理天下的。

    第二年，司马光也给王安石写了三封长信。

    其中的《与介甫书》责难王安石说“财利”不应该委托国家的三司来治理，更不应该成立制置三司条例司和设立提举常平广惠仓使者。又列举实施新法“侵官”、“生事”、“征利”、“拒谏”、“致怨”等弊端，要求王安石废弃新法，恢复旧制。

    而同样是在写作上有两下子的王安石，则立马回复了《答司马谏议书》进行了反驳：

    “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那意思是说，你司马君实说我在位日久，没有为老百姓谋求到利益，我王某人知罪。但若是说我因循守旧，在其位不谋其政，则就是你的无知之举了。

    被气得差点吐血的司马光老先生，只得心如死灰地向宋神宗辞职，从此就隐居洛阳再也不问世事，而是专心编纂起了他那《资治通鉴》。

    意见分歧的派系彼此之间你争我夺，常常不管策略的好坏，只要是派别不一样，就用各种理由批判对方、反对对方。

    当王安石实施新政时，反对者就更多了，虽然宋神宗对王安石很信任，但是群情激愤时，王安石也不得不请辞。在八年的改革期间，宋神宗不得不两次解除王安石的职务，新政最终无果而终。

    王安石是很有才能的宰相，宋神宗也是锐意进取的皇帝，但他们却没有配合的班底，也没有合用的结构。宋神宗死后，保守的皇太后马上重用司马光等保守派，新政即遭到全面废除，王安石的变法也随即宣告失败。

    在新法的推行实践中，王安石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他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这一见解。在改革中，他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

    另一方面，王安石虽然强调了政府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推动改革变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一系列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

    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

    令人遗憾的是，变法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两宫太后、皇亲国戚和保守派士大夫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变法。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1074)第一次罢相。次年复拜相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于熙宁九年(1076)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王安石不久便郁然病逝。

    但从根本上讲，宋朝当时的社会状况已经到了必须得变法图强的地步，不管有没有王安石，神宗都得变革。只是有了王安石，变得更彻底、更矛盾、更惨烈罢了。

    王安石的变法虽然成功地做到了民间收财，变成军费这前两步，以及前期的战争，也就是击败吞并了河湟吐蕃，但面对与西夏的生死之战时，却在成功的前一瞬间失败，这样链条就断裂了。

    资金链条一断，没有后期的资金回笼，那么前期对国内的急征暴敛就真的成了比苏轼等反对者眼中的“劣法”，不仅伤及国本，更让官员体系产生分裂，直接导致北宋末期残酷的党争，间接地演变成了北宋灭亡的根本原因。